张鸣：对“坏榜样”的担忧

　　在中国，准生证是个大事，不止人如此，事也如此。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嚷嚷多日，筹备数年，新校长朱清时到任有日，一批教师也已经选好，地皮早就给了。原计划2010年秋季托中国科大招50人。可谓万事具备，孩子破了羊水都露头了，但准生证却还没下来。据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审批手续，还在教育部转。
　　显然，这不是官僚作风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官僚机构官僚气十足，但一个大学的准生证，还是用不着拖到这个地步，更何况，推动南方科大的势力也足够大，仅仅是手续问题，准生证不会如此难产。这里面的关键，是个思想问题。谁叫南方科大还没出生，就把去官化，教授治校叫得那么响呢？这一叫，很多人心里都捏了一把汗。等于是说，这个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跟大陆所有现存的大学都不一样，没有行政级别，管理体制蝎子拉屎独一份。这对于这所大学以及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而言，的确是个难题：在一个官僚金字塔结构里，人们怎么安置这所大学呢？给它放哪儿好呢？这样的难题，刚上任的朱时清已经碰上了，在深圳教育系统开会，主办部门不知道该给这个没有级别的校长安排在什么地方坐，坐后面人家是院士，坐前面他又没有级别。显然，这样的难题，如果南方科大真的准生了，将会不间断地碰到，南方科大尴尬，教育部也尴尬，今后评比，考核，检查都非常的麻烦，给这所学校放在那一类合适呢？
　　当然，真正让教育部头痛的，还远不止这些。从小学到大学的官僚化体系，不止对教育行政部门，而且对于所有学校的官僚而言，是一种最佳的结构。尽管人人痛恨学校的官僚化，衙门化和行政化，但恰好这三化，才可以实现教育行政体系和体系内官僚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像南方科大那样，就意味着教育行政体系，就成了一个只管法规制定以及技术指导的部门。这样的部门，也就没有多少事可做了，自然，也就没有权了。
　　官僚化行政化的大学办不好，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这些年人们用脚投票，出国留学越来越热，高考考生连年大幅度下降，很多考生直接进国外大学读书。唯一的门槛，是出国读大学成本太高，还能把大部分考生挡住。如果国内有大学像国际通行标准来办，比如南方科大像香港科大那样办，把成本大幅度降下来，那么，对国内现行大学体系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追求权力，是官僚机构的本能，即使官僚们都明白大学官僚化行政化不好，但为了利益，也没有人乐意改变现状。不改变现状，就不能允许一个异类出来搅局。有了一个，也许就会有第二、第三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榜样的力量更是无穷。当年晚清咸丰皇帝当家的时候，中国跟英法签的天津条约，其实在本质上跟后来签的北京条约没有什么不同。咸丰皇帝之所以不肯让天津条约落到实处，关键是他不肯跟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让外国公使驻京。因为他实在害怕在北京存在着一些见了皇帝不下跪的人，他担心他的国民学了坏榜样。结果这个担心让英法联军攻下北京，烧掉了圆明园，多赔了几百万两银子。最终，外国公使，还得进北京。
　　当世界上的旧体系要发生变革的时候，首先往往是从一个小裂口开始的。固步自封的人，首先的冲动，是封住这个裂口。在他们看来，先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要多可怕有多可怕。但是，变革早晚还是会来的，来了之后，人们发现，其实事情没什么了不起。原来的担忧，其实只是杞人忧天，天塌不下来，人还要生活，只是在一个新的条件下生活而已。
　　我相信，南方科大的准生证，早晚还是会下来的。即使现在不给，早晚也得给，即使封掉了南方科大，历史也未必会退回去，还会有北方科大，东方科大冒出来。只是，成本会比较高而已，而教育部付出的成本，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