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耷：大学行政化危害远大于学术造假

　　“学术腐败”近年来一直是热门话题。这里“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剽窃、抄袭一类的事。造假、剽窃、抄袭者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通常会又会热闹十天半月。闲极无聊的人们甚至天天期待着爆料学术腐败。然而，难道高校的腐败仅止于此？
　　我以为，大学行政化是一种比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得多，危害也大得多的腐败。大学教师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的人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比较小，一经爆料，会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当事人立马身败名裂，所以相对说来更容易得到惩戒。相比之下，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是一种行业性、结构性的普遍现象，更是一种不能捉奸在床、绳之以法的灰色犯罪。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必然是大学行政化、官场化、衙门化，必然会办出一所所伪大学，必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当今中国还有没有真正的大学？如此办大学危害之大，绝对不亚于少数人弄虚作假。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要让它好好教书育人，好好搞教学和研究，而不是要大学人整天价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争官。
　　不用说，大学的本份是学术，这包括教学与研究。但我们在大学看到了什么？一个教师以学术为志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的努力白费了。除了有少数真正做学问者承认的学问甚至成就，就只剩下个教授空衔，校园里边从下到下几乎没人把你当回事。教授是什么？不就是个教书的？首先分配在办公室上，人人都认为院长副院长们天经地义应享受单间，教授则无论你资历多老，学问多大，声望多高，只能两人或三人一间。如果向天真的本科生介绍某人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通常面无表情，但一听说某人是个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的，个个眼睛立刻释放出羡慕和敬畏的光芒。更严重的是，一个做了点“学问”混了个教授的人只要做了校级、院级领导，学问一夜间便自动变成第一，在拿项目、评奖、坐次、排名、成果署名上，立马自动排在有学问而没头衔的教授之前。
　　这样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大学？是伪大学，是以假作真的大学，是犯罪的大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样的“大学”并没有按大学的规律来办，并没有遵守大学的游戏规则，而是一种行政化、官场化、衙门化了的大学。如此“大学”会导致什么样的大学文化？会导致一种没有学术自主、学术独立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能自主、不能独立，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学术权力，官场价值取代了学术价值。在这样一种大学文化中，行政官员垄断了大部分资源，垄断了大部分物质的和符号的资源，从而剥夺了学术应有的尊严。想象不出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大学文化。想象不出在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会闹出如此天大的笑话：明明在搞政治，却假装是办大学；明明已是婊子，却硬要摆出贞女的模样。在这种文化中，要让年轻博士、硕士们把生命奉献给学术，实在是太难。
　　不用说，如果一个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一所好大学。如果一所大学中本来有学术潜力的教授、副教授不再用心做学术，不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或副书记，如果一所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全部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价开了大会开小会，勾心斗角，乐此不疲，这肯定是有后果的：把大学办成了一家公司，甚至办成了一个衙门。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就必然产生这么一种导向作用：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其必然结果是非大学化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如果一个“大学”少则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一个排的校级干部，如果一个区区十几人的“学院”就要设一个院长和两个副院长、一个书记和一个副书记，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副生命地搞学术？更有多大一个比例的本来可以走上学术道路的人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一进大学便立下不做学问要当官的雄心壮志？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学院数量非理性地膨胀，制造出来的院级干部多如过江之鲫，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头衔满天飞。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大学的学院一般只是十来个（牛津剑桥情况不同，不在考虑范围），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干脆不搞学院，数十上百个系科直属大学。可看一看中国的顶级大学，那些曾是黑暗中的灯塔、民族精神掌舵人的大学，居然堕落到可以搞出六十几个院级单位，其中冠以“学院”之名者近四十个！一所学校院级干部有一个营之多！如果是一些百年老校、荣校、大校，搞出六十来个学院以赶超世界水平似乎也并非说不过去，考虑到官本位国情更是如此，但作为小弟弟，一些改革开放后才创建的大学也不是潜心学术以自立，在批量制造官衔方面却当仁不让。目前，一些年轻大学所设官职之多之杂，已然两倍于世界水平；历史不到三十年，竟然已设有二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其中大多数“学院”只有两三个系；有的“学院”甚至只有一个系！有的大学本来就只是个“学院”，下面本应该只有系，却硬是设出“文学院”、“外语学院”、“数学院”来。这不是制造吉尼斯记录，是什么。在麻省理工学院面前，这种“学院”难道不该脸红？
　　如此办大学，会给年轻讲师、助教、学生们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会在社会上、国际上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不是一种腐败，一种远比学术造假严重的结构性腐败，是什么？
　　其实，只要一出国门就立马可以发现，那里大学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比中国内地少好几倍。根本原因在于：除了没有一套负责意识形态的准行政官职外，行政杂事都由秘书或助手们做了。这是国际通例，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种对纳税人的血汗钱负责任的制度。这种安排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大学不是官场，而是传承知识并创造新知识的场所，少数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再加几个几个助手、秘书，完全可以把行政工作做好，甚至做得远远好过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和N个院级干部。官少效率高。官一多，大事小事动辄就召开校长会、书记会、或党政联席会。常言道，艄公多了打烂船；艄公就那么一个，自然一帆风顺。
　　可是，为什么在经济上表现优异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竟如此愚蠢、如此荒谬、如此搞笑？除了到举国体制中的官本位痼疾中找原因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到我们悠久的仕进文化中去找原因。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像从前中国那样发明了科举和八股？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像历史上中国和当代中国那样，拥有超级发达的官僚系统？全世界除了少数几个被边缘化的国家，还有哪个国家像当今中国那样，在现有行政体系之外，即便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要劳民伤财，供养一个平行的准行政系统？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人们像中国人这样把官衔、头衔、坐次、排名看得比命还重？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有哪个大学能制造出六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搞出只有一个系的“学院”？
　　不用说，发达的官僚体系和仕进文化与“读书”关系密切。“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神圣逻辑。这种逻辑的自然结果是：知识、真理并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而只是一块敲门砖；一旦仕途的大门被敲开，立马弃之如敝履。知识和真理之所以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又是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读书”与做官最紧挂钩的，非中国莫属。在这种情况下，学而优则仕的神圣逻辑必然蜕变为中国特色的反逻辑：学而不优则仕。
　　说真的，在一个权力总是趋于集中的国家，比方说中国，大学里除了校长或书记真正有权力以外，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力。总体看，教师晋升职称，大体上靠的是学术成果，而非看领导的主观愿望；一个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大体上也靠学术实力；甚至出国机会大体上也是看业绩或工作需要，或干脆排队。既如此，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因为各级官位早已成为一种荣誉，一种表演性或符号性的权力？这难道不是因为真正研究学术者已被边缘化（他们得不到也不屑于得到这种荣誉，因为对他们来说学术不是权力而是目的本身）？这难道不是因为假装搞学术或搞假学术的人为数甚众，其梦寐以求的并非知识，而是权位？
　　在经济上表现优异的中国在教育方面却非常可笑、愚蠢、荒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执政党缺乏自信。其实，党在经济上有优秀的表现，完全应该有信心。是不是不设立那么多正副官位，不浪费那么多教育资源或纳税人的血汗钱，一个“学院”、“大学”里几十个、上千个草民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就不好管治？可是党何苦这么不自信呢？以党在经济上所取得的非凡成绩，完全可以自信得多，用不着设立如此多的官位来败坏自己的名声，用不着把官位当作荣誉、特权来腐蚀那些在学术上本可能有造诣的人。从党的长远利益考虑，她完全应该发动一场十一届三中会式的革命，来消除这种结构性腐败。
　　事实上，大学行政化、官场化已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结构性学术腐败，说这是一种灰色犯罪也不为过。因为在中国国民收入仍然底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仍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情况下，中国“大学”却在官场化，肆无忌惮地浪费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却不做好本职工作，甚至排齐、压制那些不求做官，埋头学问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中一心一意要当官的人，以当官为人生唯一目的的人，是中华民族的蛀虫、蟊贼。他们所造成的危害之所以远大于通常所谓学术造假、剽窃、抄袭，是因为学术不端行为只是个别、局部的，而大学官场化却是普遍现象，是一种制度性的恶性肿瘤。更糟糕的是，对沉迷于大学官场者最多只能进行道德审判，而不能以法律法规的名义对其提出指控，除非他恰恰又行贿受贿。
　　同样可痛的是，大学人一般对大学的官场化不以为怪，反以为常。举目望去，大学中人真正对学问感兴趣、以学术为志业者凤毛麟角，甚至已成为受排挤、受压制的异类。放眼华夏大地，本可能有学术成就的读书人十有八九骨子眼里是官迷。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这种差距绝对不是论文（这当然包括造假论文在内）数量能够弥合的。
　　中华民族何至于如此窝囊！
　　一个大学设二十个校级干部，一个学院设五个院级干部，已够可笑了；明明十来个学院就可以高效率运转，却泡泡糖般膨化成六十多个，以便使院领导官位多出六倍，已经够愚蠢了；一百个大学人中对知识、创新真正有兴趣的人不超过一个，已够荒谬了，可更可笑、更愚蠢、更荒谬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竟整天乐此不疲侈谈诺贝尔奖！事实上，有关中国人如何才能得诺贝尔奖的议论不绝于耳。中华民族何以堕落到如此不知羞耻的地步！
　　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何不扪心自问，诺贝尔奖是奖励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们的。如果一开始便南辕北辙，根本不是去追求真理，而是整天不要脸地去望官、媚官、跑官、争官，我们有什么资格得诺贝尔奖？我们有什么资格侈谈诺贝尔奖？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诺贝尔奖尤其是科学、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的，不仅需要个人天赋，更需要全副生命的投入？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追求真理往往意味着不求闻达，甘愿寂寞？中华民族的智商恐怕不至于如此之低，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扪心自问，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看重权力、官位、官衔，如此不把知识、学问当回事，究竟有什么脸面谈论什么得诺贝尔奖，究竟有什么脸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10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