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没有人性的学术有感于萧瀚“被下课”

　　以学术为职业？以学术为志业？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学术在生命中究竟占据多大分量？如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志业，还是以之为职业？在这一问题上，也许我是过于悲哀、绝望与激愤了。在我认为，处我们这样的“乾嘉盛世”，除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粱谋”外，我们还没有资格谈学术，我们谈论的所谓学术还没有获得学术的真正尊严，我们那些据说是世界第一的学术生产，其实只是无人性状况的独白。
　　“没有人性的学术”！这是今晚散步时忽然冒出的一句话，是得闻继藤彪君被“下课”之后，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君再次被无故“下课”时冒出的一句话。去年，藤彪君“被下课”时，也有声音为法大惜，为法学惜，说什么学术的尊严，说什么一个讲坛的重要；今年，萧瀚君再次“被下课”，又有学人与学生在为法大惜，为法学惜，为萧君惜，说什么学术生命之神圣，法学应成为志业，教育应该是终生的追求云云。
　　确实，作为法大难得的才俊，失去两君乃法大的损失，自然也是中国法学的损失；但这不是法大所能为的，当今的所谓最高法学殿堂，只不过学部下的一个厅局级官僚机构而已；法大的所谓法学家们，在这种世界奇观的官僚体制中，也无非教书匠、教书工具而已。对于官僚体制来说，连生命都不足惜，又何足惜乎一个法学家的去留？何足惜乎一个教师的存亡？何足惜乎一个学校的兴毁？何足惜乎一门学科的兴衰？
　　连法大这个学校都曾经被取消，连法学这门课都曾经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被禁止，连钱端生这样的法学家都被打倒，连手举宪法的国家主席都无法维护自己的人格，国家的尊严，还谈什么惜乎哉学术的生命，惜乎哉学者的尊严？！
　　是的，有些法学家，正在为这个时代叫好，说是进步，一个伟大文明的复兴，说是我们已经进入“预备宪政”，看啦，不是政治正“庸常”化、规范法了吗？
　　大约这样的法学家是有“学术”的，所以不会冒“被下课”的危险，但这样的法学家，究竟是“立法者”还是“诠释者”呢？这样的学术究竟是基于良知的认知还是基于稻粱谋的取巧呢？在我看来，也许，中国的法学家们太心切了，被宪政焦虑搅浑了，所以才会有这种“错加冕”的冲动。
　　但这种“错加冕”，从方法论角度看，又未尝不是学术中人性丧失的结果，没有人性的学术的结果。
　　是的，“没有人性的学术”，不仅因为，在当今中国，学术已经被牢牢控制，失去了独立之地位；也因为，在现时代，“学术”早已不能切入学者们的思想、生命，不能触动灵性与情感，学术已经失去了人性的底蕴与内涵；更因为，学术本身，学术的进路，早已经成为名利场，成为权势与利益的交易所，成为职称、名誉、地位、工资、奖金、工作业绩、考核的指标，学术已经工具化了，已经成为机器的零件，成为操纵知识人的工具与知识分子自动归顺投效的门径，成为思想控制与思想投诚的考量表。学术的工具化，证明学术已经死去；学术的死亡，正因为人性的灭绝。
　　更何况，在贫富分化几乎形成两个世界的学术界，在那些脑满肠肥的官僚校长们的眼中，真的学术是该与赤贫结盟的。有著名的法学家兼校长，曾“善意”地规劝青年教师应保持“适度清贫”，要安于贫困，而自己却是享受着、追求着部级待遇；确实，在我们的大学中，确乎有一些真正的学者，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饿着肚子上学，让自己的老婆去街上卖笑，保持着“适度清贫”；而那些以学术为职业的所谓“大家”们，却动辄分润着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国家财富，制造着学术垃圾这些垃圾上无一不打着madeinchina的标牌。
　　保持“适度清贫”！这当然不只是规劝，因为制度操纵在他们手中，如果你敢不“适度清贫”，或者还敢说不，在所谓的学术之外，关注人生、世道、社会与正义，他们就可以强迫你保持“适度清贫”停止晋升，停止你收入的增长，而物价是要涨的；下你的课，停止你上课的资格，而教育法、教师法是可以践踏的；于是那些穷学者们，那些为了学术而存在的年轻人们；于是那些真正的学者，那些不为体制收买的独立学者，便成了学术界的饿殍，“学术之路”成了饥饿之路，思想控制沦落到肚子控制的水平，这真是操纵人类的最佳手段！这真是中国学术界的绝妙写照，大约也是世界历史上管理大师们的典范之作吧？
　　学者们为了学术，就必须剁丧生命，无视贫困，无视自己家人在寒风中发抖，背叛生活。为了学术，学者们必须放弃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家庭的与社会的，放弃健康与富足的生活，去追求所谓的“学术”通过“学术”，通过更多的文章（尽管是垃圾）、更高级别的发表刊物（尽管是出卖灵魂与肉体）、更多的课题（尽管是交易）来获得晋升的机会，获得官僚们的认可。
　　这样的事，发生在据说是中国的最高法学殿堂，发生在盛产律师（职业化的冷血律师）、讼棍（枉法兼玩法的大师）与刀笔吏（才气如虹却冷若冰霜）的法大，但却竟然没有一声抗议，道路以目，三缄其口。
　　学术已经冷酷到以学者们的生命为血食了；学术已经控制着学者们的肚皮了；学术正通过巨额课题经费、通过利益分配，收买着学者们的良知与学术的尊严；学术已经进入学者们的身体与意志，渗透你的肾下线与脑垂体。你没有选择，要么贫困，信守你的学术自由；要么投降，得到你的一份厚赏。生存，或者死亡，噎死（yes），或者，梛（no）！
　　“没有人性的学术”，是对学术自由的扼杀，是学术工具化的必然结果。
　　学术成为权势者的权力，权力者的诱饵，诱惑者的陷阱，设陷者的岁入；学术成了冷血者的游戏，游戏者的收益，收益者的天平，天平的砝码；学术成了卖身者的草标，草标背后的旌表，婊子们的盛装，节操者的坟茔除了不是它自己外，学术什么都可以是。
　　对于那些自愿献身者来说，这样的“学术”也许正符合胃口，在中世纪的教会中，不也是有一批自愿去势的宫人吗？在某些伟大的信仰体系中，不也是有这样一批自愿的阉割者吗？那些宫人们，会有许多的名义，牺牲、献身，或者是为了某某理想，或者是天命感召，一切真的或伪的理由。但这样的学者只能算是小人儒，这样的学术只能叫做注脚功夫。这样的时代无非是黄钟失声，瓦缶齐鸣的盛世，在这样真者隐行、伪者盛行的时代，我耻于做一个学者。
　　我选择背叛，不仅是背叛这些名利渊薮，也是对自己的背叛。我的心无法被这样的学术锚定。没有人性的学术玄谈，对于我已经失去了诱惑，如同明日黄花。我试着拒绝那高悬的奖赏，而将目光投向生命本身，投向思想、情感、灵魂与身体，投向非学者的无产者，那些下层社会，悲惨中的现实。既然只有清贫，那就干干净净的活着，既然贫穷已经注定在一个极权控制社会，自由者没有选择，那么，就真正保持“清”且“贫”吧。
　　我维持着学术之外的生命与生活，寻找思想之外的灵性，在自然之中寻找不言之美，在人群中寻找亲情与友情，在青年们身上发现忠诚与纯真。我培养自己的第三只眼，它直通心灵，而不是大脑。思想者的痛苦有时会淹没心智，但无法淹没人的灵魂，灵魂才是最后的锚，是生命的定向器与安全港。没有灵魂的思想者在现时代，必然如同尸体一样思考，抛弃生命去寻去思想，犹如《一九八四》中温斯顿般的思想，只有绝望的终局。为了生命，放弃学术；为了尊严，放弃逻辑之冰冷理性，这乃是人之存在的内在命令在大脑之外，有心灵在；在心灵之外，有肠胃肚腹、有情感在；在情感之外，有生命的涌动，那才是真正的思想之源、力量之本，是人作为人之本源，与根基。
　　思想者容易自我阉割，只保留上半身，以纯理智自诩，但我拒绝这样的存在，一种僵死了的存在，我拒绝他们的价值。我需要有完整生命与生活，思想与灵魂，情感与生命本身，健康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思考。
　　生活不在别处，生活就是此在。
　　为了思想，可以放弃学术，但为了学术，却不能放弃思想；
　　为了生命，可以放弃思想，但为了思想，却不能放弃生命。
　　这就是我的价值序列，不管别人是否认同。
　　学术可以放弃，但生命必须永存。
　　那些无人性的学术，就让他去吧。自有非人性的学者们会拥抱他们僵硬的身体。
　　放弃无人性的学术，直面生命与生活，就算是背叛自己，也毅然前行。
　　“忧思肠内热，盛世忧黎元”，“吾内热，吾岂饮冰乎？”二千年前庄子之感叹，一百年前梁任公的悲情。是的，任公说得对，吾内热，吾亦饮冰矣，在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
　　别了，那些所谓的学者之学术，一个自由而富足的梦幻。
　　别了，那些毫无人性的伪学术，一个赎买与归顺的旅途。
　　我的告别，不是逃离，而是为了回来，为了带回那种充满人性、思想激荡的学术，为了学术的灵魂与，生命的尊严，必须告别。
　　为了回来，我必须告别。
　　2010年，于极度严寒之燕山山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