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官帽与“名师”

　　据《长江日报》等媒体近日披露，在今年教育部刚刚评选出的百名高等院校教学名师中，担任各种行政职务的占到了九成，其中有校级行政职务的占到了两成，没有任何官帽的纯粹教师只占有一成。对这个评选结果，无论业内还是业外，无不瞠目咂舌，议论纷纭，多有教育行政化和官本位的讥评。
　　“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奖项是教育部在2003年开始设置的。主要奖励对象是在高等院校长期从事基础课程教学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目的是鼓励在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当年有100位长期在普通高校从事本科教学，而且主要是基础课教学的教师获此殊荣。从2007年开始，该奖由三年一评改为每年一评，今年是第五届。迄今已评选出500位高校教学“名师”。就今年的评选情况而言，“官”与“师”的比例如此悬殊，是否已经有违于设置该奖的初衷呢？如果有那位有心人能够把历届评选的“名师”，都进行一番“官”“学”背景的调查，考察一下历届获奖“名师”中在教学第一线工作的纯职业教师所占比例的变化，应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从高校教育行政化的基本发展态势来看，基本可以断言，这无疑会是一个纯职业教师比例逐步递减的曲线。
　　笔者并无意对本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者的教学效果和学术水平说长道短，宁可相信大多数还是深受学生爱戴的“名师”。在今年的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获奖者中，就有笔者的同学和熟悉的人。有的也有行政职务，但确是学养深厚、严肃正直的学者。虽然也有网友爆料，有个别候选人几乎十年没有开过一门本科生课者。但正如大家所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多少滥竽充数者，而是说明了一个高校教育的导向问题。
　　中国社会历来重视教育，有着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发达、知识爆炸的社会，大学教育的独立性更是不言自明的常识。过去说“学而优则仕”，原本是前现代化国家社会分工不发达的景象，读书人的前程唯有入仕做官一途。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现代国家，社会分工发达，“学而优则仕”早已为“学而优者师”、“学而优者商”所取代。所以，应该是社会越发展，教师地位越重要才是正理。本次的评选“名师”活动，纯粹教师仅仅占到一成，这不能不说是教育机构行政化的利益指向，已与我们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职业分途发生了南辕北辙的背离。
　　从现代社会职业分途的道理讲，官员与教授的职业换位是经常的事情。固然有专心学术无意仕途的学者，也有大学教授出任政府内阁公职的，亦有卸任公职后重返大学讲堂的。但这些俱是在官言官，在学言学，各念各的经，鲜有亦官亦学的，更无以官取学的。官员既是行政权威、又是知识权威，横跨两头，里外通吃。这种两栖动物的情况，只有在官本位的体制下才会发生，是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官本位现象发生在学校中，更是有着教育行政化体制的特殊性。
　　高校中的行政职务，如果从职业功能上认真计较起来，大致都应属于职员系列，是为教授和教学服务的工作，并非国家公职意义上的“官”。但高校的官本位风气并不亚于社会，学术殿堂也充满了官府的等级气息，连专为一线教师设的奖项，都成为各种行政职务的禁脔。这不是一个观念问题，实是利益使然。只搞业务，不搞关系，没有行政上一官半职，是很难争取到资源的。“无官一身轻”在今天的解读，绝不是清高的自诩，而是无足轻重的贬词。笔者曾有一旧相识，已是教授博导，还是一心要谋求单位的行政职务。问及原因，此君的回答倒也坦率，“当官不受欺负”。正由于学校仍是行政主导，行政领导掌握着教育资源、学术资源的分配权力，也就怨不得人们趋之若鹜地要跻身行政了。
　　本届高校“名师”奖，“官”“学”比例如此悬殊，折射出的是在教育行政化日趋严重情形下的教师地位的尴尬。其中无非有两种情况。一是行政领导侵占了本属是一线教师的资源；二是教学一线优秀教师大量转入了行政系列。第一种情况，不能说没有的可能，但有，也只是个别少数。更多的应还是“名师”戴官帽的情况。在教学和学术上已有了一定基础，又去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这种情况应是多数。在当前的情况下，让教研人员担任某些行政职务，往往被认为是对教学和学术的一种认可和奖励。而只要担任了某些行政职务，就能够争取到更多利益资源，其实际好处要大大多于纯粹搞业务的人。这是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事实。
　　在上世纪80年代，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再三呼吁，要求取消他们的行政和社会兼职，让他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现在，这种迂阔的声音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人们对有行政和社会兼职不仅不再厌烦，而且还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知识的世俗化结果？还是教育的官本位化使然？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说，“术业有专攻”，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行政兼职过多，必然会影响专业研究的精进。即使原来在学业上已有小成者，进入行政系统之后，也很难再专注于学业的研究，角色一旦转换，守成已属不易，更不说不上再有多少创新发展。但从个人生存的角度说，高校行政系统不但掌握利益分配，而且掌握学业标准，进入行政系统自然比单打一地搞业务要好得多。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袭用的是违背知识规律的数量指标化管理，结果只能带来知识的平质化。而在这种平质化的知识评价体系下，行政领导利用手中资源组织些写手照样也可以硕果累累，优质教育和平质教育很难区别高下，行政职务、人情关系，也就自然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因此，“名师”戴官帽，也就成为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了。
　　现代化驱动的双轮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意味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是专业化取代官本位，职业化取代行政化的过程。大学教育是最能体现社会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化程度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够有大量不戴官帽的“名师”出现，这也就是我们大学教育有所成功的希望了。
　　2009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