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六教授联合举报学术共同体的道德自觉

　　西安交大6位教授在获悉该校束鹏程教授、长江学者李连生教授涉嫌学术造假后，联名向校方提交评议意见，列举造假事实，因此启动相关处理程序，李连生被免去相关职务。不过，举报者中的三位退休教授被李连生等人以“侵犯名誉权”被告上法庭。（7月24日《中国青年报》）结果如何，法庭自有公断，但至少，这6位教授的勇气值得赞扬。
　　当下，中国学术界的论文与科研成果抄袭、剽窃，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人们当然立刻想到了制度。这当然没有错。不过，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道德自觉，对解决论文、科研成果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行为，才是基础性的。
　　学术领域的制度之建立者，当然只能、只应当是学者们自己。因为，学术繁荣的制度基础就是学术独立，那当然也意味着，学术制度本身要由学者们自己来制定。如果指望外部力量，比如行政部门为学术界制定规则、建立制度，本身就有悖于学术活动的基本原则。
　　学者们要为自己的学术活动建立规则、建立制度，就必须具有一定的道德自觉，就是知道什么样的做法是好的、正确的，什么样的做法是坏的、错误的，因为，所谓的规则、制度，就是鼓励正确的而惩罚错误的。如果学术共同体缺乏这种基本的是非感，就不可能有自行制定规则、制度的冲动和坚定行动。
　　当下中国学术界的困境也正在于此。7月10日，中国科协发布了五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相当多的学者认识到学术腐败已相当严重。更值得注意的是，有55。5的受访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推测起来，应当也有很多学者知道，本人的论文、科研成果遭到抄袭或剽窃。但是，其中大多数学者可能对此没采取任何行动。当那些抄袭者、剽窃者堂皇地出现在各种学术活动中，似乎没人会有什么表示。
　　面对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学者们不采取行动，原因很多。由此导致的结果却确定无疑：学术不端、学术腐败不受节制地蔓延。人人都自称受害者，但人人都容忍、甚至纵容伤害随意扩散。人们习惯性地或无奈地让行政部门介入，强化行政性管理，不过是饮鸩止渴。
　　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是学术共同体的道德自觉。这种自觉必然从少数人开始，他们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仅仅是旁观者。不管怎样，他们具有比较强烈的是非感，也具有一定的勇气。他们不能容忍那些不正当的行为，起而揭露自己的同事、同行、弟子的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西安交通大学的6位教授属于这类学者，他们基于对“专业声誉”的珍视，而举报同事的学术不端行为，从而启动相关机构的调查与处理程序。
　　这当然只是个案，他们的行为也显得有点悲壮。如果中国学术要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就需要更多学者像他们那样起而行动。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行动并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比如，在公开场合对那些有学术不端、腐败行为者表示出抵制的姿态。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采取这种行动，则那些行为不端者自然会收敛，学术空气将会逐渐净化。而健全的学术规则、制度，也就在一个个学者的行动中逐渐浮现、清晰、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