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薄瓜瓜的专业在中国能建立吗

　　青年学子薄瓜瓜早已是网络红人，拥有许多粉丝。在获得首届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头衔后，受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团体北大财经协会的邀请，2009年6月29日，他来到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与“同龄人关起门来说悄悄话”。但这个目标很难达到，媒体仍然对这次交流予以大篇幅深入报道。作为一名高教工作者，我也到场倾听，我所关注的是薄瓜瓜所选择的“奇怪”本科专业。
　　薄瓜瓜目前就读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Balliol）住宿学院，这所住宿学院十分古老，创立于1263年。几百年间，这所住宿学院培养才俊无数，例如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近代两位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爱德华希思。住宿学院是牛津大学本科教育独特的组织模式，本身也是学生社会活动的中心，在学科教育之外发挥独特的教育职能。住宿学院制度后来也被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了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也与其颇为相似。
　　薄瓜瓜在牛津大学选择的专业是“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hilosophy，PoliticsandEconomics，简称PPE）。从这个专业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本科专业。按照我国目前的学科划分，这个专业横跨了一级学科之上哲学、经济学和法学三个学科门类，跨度超过了我们已有的陈旧想象。然而仔细思考，这3个学科同样具有内在联系。政治学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现代社会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结构，理解政治决策的价值观、理念和程序；经济学探讨人类社会发展与物质财富发展的关系，帮助学生理解经济运行中资源的分配，了解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和作用；哲学深入追问人的本真存在，更可训练学生严格的分析能力和保持一生的批判精神。具备这三个领域知识的人才，在未来发展中与只具备单一知识结构的人才相比，毕业生更善于处理复杂问题，因而学生毕业后非常容易在许多领域发挥出领导作用，这是只具备单一领域知识的人才常常难以做到的。所以有些人称PPE专业是“领袖专业”。
　　理论上的“领袖专业”，在实际中教育效果到底如何呢？从以下几位PPE专业的毕业生身上我们已经可以找到答案。
　　牛津PPE专业的一位毕业生是默多克（RupertMurdoch），一位新闻业巨头，根据2009年福布斯杂志排名，其个人资产为90亿美元，位列全球富豪榜132位。考虑新闻的独特影响力，默多克对世界的影响力排名显然可以大幅提前。目前，默多克及其家族控制的新闻集团，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集团。在英国，该集团控制40的报纸；在澳大利亚，三分之二的报纸被该集团控制。人们在报纸上读到东西，某种程度上已经反映了默多克的价值观及其对社会的目标导向。
　　牛津PPE专业的另一位毕业生是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KingHaraldV），一位在世界上颇有影响力、为挪威国家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的国王。这位国王在19601962年同样就读于贝利奥尔住宿学院，同样选择了PPE专业，是薄瓜瓜的双重校友。
　　牛津PPE专业的又一位毕业生是现任英国外相米利班德（DavidMiliband），一位年轻的政治精英，是PPE专业当年的一等荣誉毕业生（FirstClassHonours）。可以预见其在未来英国政坛还会有更大发展。
　　最后我们要举例的牛津PPE专业毕业生是现任泰国总理阿披实。6月下旬他刚刚完成上任后的首次中国之行，约100多人的访华代表团是1975年两国建交后最庞大的一支。阿披实27岁成为泰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44岁就任泰国总理，是60年来泰国最年轻的总理。
　　在阿披实总理访华期间，央视记者水均益对他进行了访问，水均益在节目中这样介绍阿披实的学历：阿披实“在牛津大学完成了哲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一系列专业的学位”。听起来，阿披实确实非常好学。实际上，阿披实只是PPE一个专业的毕业生，并非“一系列“专业的毕业生。水均益的误读实际上源于我们自己有欠缺的学术制度背景。在中国，目前我们的专业和学位制度尚难以允许这样的专业建立和发展。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教授在研究牛津大学的跨学科专业后，“心情并不轻松”。他指出：“我们常说未来世界各国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方式和体制的竞争。试想，在未来国际舞台上，我们在政治经济界面临的是经过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全面训练的人才，在文化界面临的是经过人文社会各门学科综合训练的人才。我们的年轻一代能够赢得竞争吗？如果我们再不奋起直追，我们输掉的将不仅是过去，更可怕的是，我们也将输掉未来。”
　　6月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修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通知》（学位【2009】28号文），开始新一轮研究生和本科学科专业目录的修订。这是一项被新闻界忽略、但却对中国高等教育十分重要的工作。期待这次修订，能够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这样的本科专业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中容身，未来的薄瓜瓜们不必非要去英伦学习这样的专业。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修订工作是否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键。
　　《科学时报》（200984B1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