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可：多一点说理，少一点盲从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教育一直是强调服从，更准确地说，是盲从，而不是强调说理。从小就教育孩子：“天下没有不是的爹娘”。入了学，则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百姓对待县太爷则称呼“父母官”。这意思是说，人一辈子，从小到大，无论大人、老师、长官对还是错，都要“听话”、作“乖孩子”，长大了要把老师和上级当作小时候对待父母那样盲从，要“一呼百应”、当“顺民”，而如果你竟敢对“父母官”顶嘴，那一定是“顽民”或“刁民”，称之为“抗上”、“犯上”或“大不敬”。
　　以自己是家长、上级、父母官，自己说的话，不管有没有道理，都要孩子和子民服从，怎么说怎么有理，这就是以势压人。要是孩子和子民不服从，轻则训斥，重则罚跪、戒尺招呼，进而掌嘴、杀威棒。犯了对皇帝的大不敬罪，还会处死。1900年，北京大学总教习许景澄，就因为反对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的愚蠢举动，徐景澄因为曾经做过驻外使节，认识到中国实力不济，劝慈禧谨慎从事，当庭驳了慈禧的面子，被判大不敬，在菜市口杀头的。这样孩子和下民就得一直顺着大人和长官说话，一直被管得服服帖帖，没有个性，一点也没有创造力。
　　说理是很不容易的。现实中，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也是很难改的。文革中，当时占统治的哲学观点是，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必定是一分为二的，有人说了不同看法，立马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挨批、挨斗。支持一分为二观点的提一个问题：既然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那么毛泽东思想是否也是一分为二的。这样提问题的人，又立马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这真是两头都对，毫不讲理。
　　文革时不讲理，在彻底否定文革后是否就完全改变了呢，也未必。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几位专家，在媒体上解释这次地震为什么没有预报出来，他们说：“地震难预测有三方面因素。第一是地球的不可入性。人类对地下发生的变化，目前只能靠地表的观测进行推测，而这种推测很不唯一。第二是地震孕律的复杂性。在不同的地理构造环境、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震级的地震都显示出相当复杂的孕律过程。第三是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地震发生的重复性时间是很长的，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而进行科学研究的话，都有统计样本。而这个样本的获取，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都非常困难。”
　　这些无疑都是对的，但并没有回答人们普遍的疑问，汶川地震为何没有预报出来。他们列举的理由，不仅掩盖了事实真相而且从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所有的地震都是不可预测的，那么为什么营口地震就能够预报出来，相距不远的松潘1976年地震又为什么能够预报出来。事后就有的专家揭示，事前确实有不少异常，只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已。虽然由这些异常很难准确推断何时何地有多大的地震，但为慎重起见，人们要求地震当局做一个中长期预报，要求政府根据中长期预报组织几次地震演习总不为过吧。这种回避事实、逻辑上又漏洞百出的专家解释，也居然没有任何异议地在主流媒体上向大众“解说”。究其出发点，还是要为减轻有关的主管长官的责任的一种说辞。要人们“听话”。更使人惊奇的是，有的知名人士，竟“含泪”向大众说：“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这简直是一派胡言，连地震的震级和烈度分不清，就向人们说教，来堵人们追究一些豆腐渣工程的嘴。这些，无论是对地震研究、做学问，还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都是不正确的。
　　要避免盲从，除了在我们的教育中，培养人们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精神外，还要使所有的人，都学会讲理，无论是孩子对大人，还是下民对长官，都不能提倡盲从，要服从真理。大人、老师和长官讲得对，当然要服从，讲得不对，要学会反驳，学会据理力争。大人对孩子、长官对老百姓，导师对研究生，也要讲道理而不能以势压人。只有我们人人学会独立思考了，人人学会讲道理，我们这个民族，才会充满朝气，充满活力，充满创造力，才会真正和谐相处。
　　要讲理，就要掌握讲理的工具。即逻辑学。
　　我们的民族，逻辑学自古就不发达。爱因斯坦、怀特海、顾准都曾经认为中国的科学不发达原因之一是逻辑学不发达。即使在逻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过一阵批判形式逻辑的时髦。据说北京大学逻辑学教授金岳霖主持一个艾思奇批判形式逻辑的报告会，艾思奇说那是伪科学。讲完以后金先生带头鼓掌，艾思奇于是很得意。但金先生接着又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
　　至于在教育上，对中小学生的逻辑学教育更是微不足道。据了解在西方有些国家，比如俄罗斯，逻辑学一直是中学生的必修课。而我们则没有。
　　民国以后，我国的中小学生，得到的一点逻辑学的知识，主要是从初、高中开始的平面几何课程中，通过三段论证明学到的。社会上了解逻辑学的只是极少数专门研究逻辑学的，像金岳霖那样的学者，人们对他们也大多不了解。
　　这就难怪，在我们出版的学术著作、新闻报道、政策法令等诸多方面，不符合逻辑、于理不通的地方太多太多。而我们也便习以为常了。反正我们的社会秩序有上面说了算这条传统来维系，“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有多年教育出来习以为常的“乖孩子”和“顺民”来维持，不至于混乱。
　　现在，据说，在我们的教育中就连仅仅能够获得那点可怜的逻辑知识的平面几何课，也要“改革”掉了。
　　2004年教育部在全国实行的新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将中学的几何教学中的证明取消，代之以图与形的认知。他们认为几何证明得到的事实，比证明的逻辑思维过程要重要。以为只要教给学生结论就可以了。例如要学生知道三角形的内角之和为180度就可以了，不必证明。
　　我国物理学家吴大猷所说的“我们的数学有应用性的代数，而无逻辑演绎的几何”，不但古代没有几何，民国之后实行了近百年的在中学教授几何的逻辑证明的传统也要被革掉了，重新使我们的后代回到没有几何逻辑证明的状态。问题是，尽管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对，又有像姜伯驹院士那样的一群专家学者的反对。教育部仍然在全国推行，而且所有的学校，一无例外地推行。据说是有负责人发话：“难道因为有几个专家反对，就不要改革了”。啊！，这又是一宗无理要求、绝对服从的典型案例。
　　说实在话，这样的改革，只能使我们的教育离培养奴才愈来愈近，而不能使之成为培养有独立思想的完整的人的教育。
　　还是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教育，要多一点说理，少一点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