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霍洛威茨：学术权利法案之后

　　（吴万伟译）
　　2003年9月，我曾经发动全国性的运动鼓吹大学采取学术权利法案，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延伸到学生，并恢复课堂上的公平性和客观性。这样的努力并不容易，比如，把运动融资改革的议题弄在全国雷达上据说需要一亿两千万美元和几家主要的公共利益机构的工作。而我的运动包括我自己和两个工作人员，以及与此相应的预算。
　　但是3年后，我提出的问题大学校园缺乏思想的多元化，政治议题闯入课程设置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大学讨论的话题了。今年7月，作为对我的呼吁的回应，坦普尔大学（TempleUniversity）甚至成为第一所保护学生的学术自由的大学。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令人奇怪的是，我的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对手的策略。
　　美国历史学会（The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等机构通过了一个决议谴责我的主张是企图对大学招聘和课程设置实行政治控制。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和美国教师协会（AmericanFederationofTeachers）的代表和会员否认存在任何问题，把我的运动描述成为“奥威尔式的”，“对学术自由根本原则的巨大威胁”比“麦卡锡还厉害”。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学术自由和评聘委员会前任主席华莱斯斯高特（JoanWallachScott）把我的建议比作共产主义俄国，法西斯日本，德国第三帝国的教育政策。虽然不是有意识的，这种夸张言论显然确保了我的运动赢得全国性的关注。
　　假如我的对手把注意力集中在修正我主张中的某些观点以便满足学术机构的特殊需要会如何呢？如果大学更进一步接受这些修改后的改革，立法者难道会愿意提出一个多余的议案吗？又有谁会关心我的运动呢？
　　我的对手为他们自己创造的第二个问题在于他们主张的极端性。我的主张很难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观点大学环境严重的向左派扭曲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如果我的对手承认这点，讨论将会集中在这种悬殊是否重要，如果需要的话，应该怎么做。
　　相反，我的对手强迫我证明清楚明白的事实。我的研究受到挑战，这我承认，自己对32所名牌大学的教授们的党派倾向调查是粗糙的。但是挑战促成了更多的研究，新的研究是圣克拉拉大学（SantaClaraUniversity）副教授社会科学家丹尼尔科莱恩（DanielB。Klein）进行的，方法上更复杂，样本更大，结果如何呢？现在实证性更加可靠的结果说明大学教授的片面党派立场是多么严重。
　　我的对手的第三个问题是他们指控的荒唐性。我从来没有呼吁要辞退自由派教授，我也没有寻求对人事决定和课程问题上的政治控制，我不关心保护学生免受教授自由派偏见的危害，我没有创造教授虐待学生的事例以便指出子虚乌有的事件。（或许我需要指出，重复学生的指控和试图有意识地欺骗人们这样的问题存在之间的区别。学生的指控一旦受到挑战，无法提供证明）。
　　总而言之，对手的攻击不仅没有扑灭我的运动，反而让它得到了可靠性，至少在那些自己认真思考事实和观点的人中间。
　　对手们还连续不断地把智慧之箭射向错误的目标，让我能够在没有实质反对的情况下推动我的议程。比如，在9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是宾州大学文学教授麦克贝鲁贝（MichaelBrub）写的，表达了对我引起的宾夕法尼亚学术自由委员会立法委员会的担心，该委员会在该州举行听证会。他注意到在听证会中，宾州“在过去5年时间里，总共4万学生的校园中提出政治偏见投诉的学生人数只有13人。”
　　我对这点有什么反应？如果在前100名重点大学中每个校园有13名被虐待的学生，在过去5年里加起来就有1300人。历史学家莱昂纳尔刘易斯（LionelLewis）对于麦卡锡时代（按照刘易斯的说法持续了9年时间）学术迫害的研究发现在全国58所机构里涉及学术自由的教授只有126人。这些案件导致了大概69人勒令停职，其中31人在效忠宣誓后留在原单位。作者总结说，虽然这个数字在成千所大学和成万教授中或许看起来很小，但是“显然，对于教授和学生自由表达言论的威胁性影响是惊人的，虽然事实上没有办法充分全面地测量影响到底如何。”
　　我想很多人可能同意威胁性的影响才是问题所在，而不是绝对的人数。虽然每个案件都会让人担心。真正的问题是大学是否决心要通过规范、公开的程序处理这样的问题。
　　贝鲁贝没有讨论在宾州大学这样的学校里是否存在处理虐待投诉的决策和申诉机制。事实上，宾州有让人羡慕的学术自由政策，但是只在仅适用于雇主的人力资源政策手册（HumanResourcesPolicyManual）。帕克大学（UniversityPark）的4万宾州学生可能没有意识到手册的存在，不过就算要查询它，他们也会发现该政策不适用于他们。
　　所以当贝鲁贝和他的同事一直在为不愿意对付这些问题的大学管理者辩护的时候，我和宾州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学缺乏保护学生免受虐待的政策。从那个角度看，听证会的结果是学术自由运动的彻底胜利。后来，坦普尔大学采取了新政策，“学生和教授学术权利和责任”（强调）补充了对学生学术自由的保护，同时还有具体的学术自由侵害相关的申诉程序。据我所知是别的大学是没有的。另外，它还建立了直接向管理当局报告的制度，防止教授相互勾结仗势欺人，损害学生申诉者的利益。
　　对学术自由问题的全国性的关注和大学采用值得称道的保护学生学术权利的措施宣告了我的运动第一个阶段的终止。我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我提出立法措施是敦促大学采取正确行动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真要强制一个标准。措施的目的是把学生权益问题摆上公众议事日程，它们正好做到了这些。
　　我的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将是努力劝说美国其他大学跟从坦普尔大学的榜样采取学术自由政策保护学生以及教授。有了合理的行为规范，再加上处理投诉的充分的申诉程序将在这个纷乱的时刻加强大学的力量。如果大学被看作鼓励思想多元化，保护政治和文化上的少数派免受攻击，它们将得到公众的支持。这符合包括自由派和保守派，教授和学生在内的每个人的利益。
　　我的新运动还将关注学术标准的陷落，在某些领域，政治议题而不是学术价值来决定课程。我不是说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是绝对可靠的，但是我想提醒对手们不要重复从前的错误。人人都知道政治上腐败的学术标准是个问题。比如，沃德丘吉尔（WardChurchill）怎么能够爬上名牌研究型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UniversityofColoradoatBoulder）正教授和伦理系主任的高位呢？
　　这决不是小问题。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ofWisconsinatMadison）一个非洲语言文学讲师在伊斯兰概论课上讲阴谋理论。关于9月11日当天发生的事的科学理解依赖于金属和燃料方面的专业知识。威斯康星公众对该老师提出抗议，大学当局以言论自由为其辩护已经损害了大学的声誉。专业讲课是什么？学术特权和教授职务隐含的专业知识是什么？如果大学不支持自己的专业标准，选民的代表将会为它们制订标准。这样的立法干预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大学在这些问题上仍然不负责任的话，这种干预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我邀请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等机构加入我的运动，给大学施加压力对教授中的不良分子实行专业标准。不是宣称违反学术自由的情况根本不存在，而是应该试图帮助这些教授改正存在的问题。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运动的风帆就缺乏充足的风力了。但是那样的话，将可以完成很多很好的事情，对我来说，这就是非常让人满意的结果了。
　　译自：“AftertheAcademicBillofRights”DavidHorowitz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20idgv1cvxw6yghxyyh814vw3prp2vtrsy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