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大学体制性症候危机

　　陈丹青要从清华美术学院辞职了自己需要的博士生招不上来，不需要的却被迫招一批。专业考试成绩在招博士生上已经不是起决定性的元素，相反，倒是外语成为了中国人文科学和艺术科学学生能够入围的第一要素。这意味着一些人文知识精英在大学体制上碰壁，而且只能以辞职而表达自己的立场。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大国的国民考试要用美国语言决定其是否录取？也不知道美国是否一定要用中国语言考核来决定自己考学的成败或者教授的迁升？一个不再重视母语的教育制度，其合法性是否不可以质疑？
　　大学动向关系到国民的形象、国家的形象，甚至关系到21世纪中国命运。严格地说，大学教授大都是主张改革的，关键是怎么改？谁在改？谁被改？改得怎么样？大学在中国形象中带有思想启蒙、学术规范、未来发展、前沿话语引导等形象。但是，时下的这种大学改革，可能在某些方面给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增加了诸多繁文缛节。
　　中国大学对英语的过分强调，表达了一种对母语的不自信，对专业素质的考试性歧视，同时还表现出当下教育制度的严重西化。这种按西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来要求人文科学和艺术科学的做法，其危害程度在未来岁月中将会显现为人才断根、专业深度消逝、母语自卑主义等。
　　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可以纠正自然科学中心主义的偏颇，补充社会科学的不足，它是一种柔性的人文关爱、可扩大精神空间的人类眼光。如果用刚性标准诸如外语考试多少分、发表多少论文、多少项目、多少经费，才可以合格地称作北大清华教授的话那么，钱钟书先生当时因数学很差考清华大学不合格，但为什么如此严格的工科型大学清华大学反而录取了他？因为当时是用人文科学的逻辑来把握人才观和教育观的。今天，在西方现代性的强烈扩张中，特别是在现代科技帝国和西方中心的语言殖民扩张中，致使中国人文科学的思维精神和艺术科学的合法逻辑遭到进一步的削弱，人文价值在大学体制中逐渐边缘化，人文教授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事实上，在教学体制、教师聘用、发表论文、设定项目等方面，人文科学应该是有其独特的逻辑的。这种显示东方思维智慧的人文科学的逻辑，在生态社会、生态美学、生态文化成为当今世界性热门话语时，应该成为人类的重要精神资源。
　　大学是百年树人园地，是文化精神、国民意志可持续提升的飞地。大学改革应该分门别类，对于自然科学的改革，可以按国外的方式；对于社会科学，应按中西整合型路子走；而对于人文科学，应该大量地投资立项，倾力推出像冯友兰、钱钟书、季羡林、张岱年这样的学术大师。如果中国大学改革使这批人文思想家偃旗息鼓，让素有专精的高级人才销声匿迹，让知名教授黯然神伤地不断离开北大清华，那么，这样的教育改革无疑是会走向失败的。
　　我非常怀念蔡元培先生重视人文传统精神资源的五四时代。蔡元培当时不仅是北京大学校长，还是国民党的教育总长（教育部长），这使得他得以将北大清华等教授的思想，转换成国家教育体制和塑形国民意志的精神养料。五四时期的校长大多数是人文科学出身的，而今天的校长大多是自然科学出身的。这种不重学术重当官的官本位思想、只重西方大学教育程式而忘记中国教育本质精神、只重外语不重专业的过度食洋不化的制度板结、学术大面积滑坡而逐渐丧失国家精英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大学人文教育制度和管理观念出现危机的一个信号。
　　我们不得不在教授不断辞职和出走中，面对而不是背对中国大学的教育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