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把自由和公平还给教育！

　　中国教育有病！病在何方？综合各方意见，可确诊为严重的公平缺乏症和自由恐惧症。
　　利用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办私立（民办）学校，一些政府机关乃至政府官员染指其间，从中分利。
　　在反复折腾、吃尽苦头后，把平等视为平均的人恐怕非常稀罕了；但中国人有权要求起点尽可能公平。人生的重要起跑线是学校教育。可就在这里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在全国统考制度下，靠中央财政“重点”投入的大学，全国录取分数线不是一视同仁，而要按省市分配名额并把很大一部分留给北京？几年前山东考生已为此提出宪法诉讼，只落个不了了之的结果，情况至今没有多大变化。农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说要跟当地居民同等待遇，但多数城市依然画饼充饥。
　　受教育者如此，有志办教育的国人也得不到平等待遇。只要学校不是官办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就接踵而至。有些长期从事民办教育的人士说：“公平是民办学校要求得到的最大优惠。”举例来说吧：“民办学校评等级，标准设置比同级公校更高。广州市某区的一级学校评估公立学校的跑道标准是一百米，民办学校则是两百米。”“广州市有一所外来工学校，开办两年才拿到证书，教育局的理由是‘学校占地面积达不到一万平方米’，不够办学标准。这种标准，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公立学校也达不到。”至于民办学校不能拿自己的房产去取得抵押贷款，更是司空见惯。面对诸如此类现象，人们当然有权问：这是为什么？
　　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文明、自由、民主的现代化的大国。为此，中国人不但应该受到九年乃至十二年的义务教育，还应让大部分年青人受到高等教育。这是由政府包办无法完成的任务。在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按照国际惯例，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但反差巨大的是，直到今天，我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由于政府投入不足，中国法定的义务教育小学、初中教育要收费，义务教育名实不符。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是开通民间资金进入教育的无障碍通道。
　　不幸，教育行政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为民间资金注入教育领域设置了重重障碍。由于得不到应有支持，民办学校频频关门，已成为近年来的普遍现象。
　　问题的症结在利益！近年风起云涌的名校办民校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利用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办私立（民办）学校，某些政府官员乃至政府机关染指其间，从中分利。如果说这类办校方式是利用了法律的灰色地带的话，政府机关、政府官员和公办学校负责人从中分利甚至占有“股权”（非法分利长期化）则无疑是违法行为。
　　2002年12月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公平就是要把这个方针真正兑现。
　　自由恐惧综合症
　　不妨从最近的一宗笑话说起。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5日宣布，将2004年度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科学家戴维格罗斯、戴维波利策和弗兰克维尔切克，以肯定他们在夸克粒子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消息传来，有的媒体炒作说：“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因为据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何祚庥称，我国在1965年就率先提出了夸克模型（在我国叫做“层子模型”）这一量子色动力学中的关键理论，而且，当时提出的关于颜色的概念已经很接近最后的结果。“这个成果就算不一定是最原始、最根本的结果，但也已经是次原始的了”。但随之而来的“文革”使所有的科研工作被迫停止，我们痛失了一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这样一来，最重大的发现已经让人家发现了。”
　　对何祚庥的此种自夸，有人立即指出：中国科学家不可能在1965年还“率先”提出夸克模型。“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们和世界上大部分科学家一样，并没有完全接受夸克模型，认为层子模型可以在夸克模型之外成立甚或取代夸克模型。在尘埃落定的今天，却理所当然地把层子模型直接称为夸克模型，是很不严肃的。”
　　是不是文革导致“层子模型”研究工作停顿，而使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呢？物理学泰斗杨振宁有另外一个说法：“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研究强子结构，中国提出了层子模型的想法。但后来的发展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所以层子模型后来也没有人讲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韩荣典更详细解释了当年我们所做的工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科学家在进行‘层子模型’的研究。但相比美国这三位科学家，我们的理论比较粗糙。后来当夸克理论被世界广泛提及的时候，层子模型就不怎么提了。”
　　杨振宁为什么要说夸克模型与层子模型不同，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呢？话中有话，需了解当时背景才能领会其中奥妙。为此要读一读毛泽东的书。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找北大校长周培源、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等人谈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他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中国科学院闻风而动，专门抽调人力物力研究这个课题，中心是论证物质无限可分即“一分为二”的正确性。于是，以毛泽东的谈话为指导思想的所谓“层子模型”应运而生。
　　参加这个课题研究的人员中有些是很优秀的科学家，但他们无法抗拒“最高指示”。说到底，它的方向就是论证领袖思想正确；这样产生的成果，又怎么可能不“粗造”呢？有的文章还指出，今年获奖的主要成果之一“夸克在近距离尺度上是自由的概念是Feynman等人在1969年间通过对试验数据的总结上提出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研究走的当然是和所谓层子模型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方向”。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今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一次谈话中所说：“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中国人提出的“层子模型”，即使没有文革，也无法逃脱在世界科学发展的洪流冲刷下泡沫化并被人遗忘和抛弃的命运。
　　在中国，此类政治干扰学术的事例比比皆是。进一步想想，这个个案体现了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缺乏思想自由。这不但是中国科学研究的致命伤，也是教育工作的致命伤。
　　想办好一间学校吗？有现代教育常识的人都知道，学术自由是现代教育的生命线。1919年，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辨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蔡元培85年前的这番宏论，今天仍不免振聋发聩。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套用赵丹的这个遗嘱，同样可以说，管得太多，学校没希望，教育没希望。
　　不是说要恢复创新能力吗？不是朝思暮想，冀图在中国本土冒出诺贝尔学术奖得主吗？如果不提供一个自由的环境，使中国人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让自己的思维自由飞翔，这个愿望只能一再落空。
　　不是信誓旦旦要在多少年内让多少间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吗？离开从小学到大学，从招生到教材、教法乃至教学内容、学术研究自由竞争，恐怕难以逃脱南辕北辙的宿命。当年实行统一招生制度曾有力回击了利用权势走后门的歪风。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为打破一考定终身的荒唐，为什么不能在接受舆论严格监督的前提下，实行不少国家行之有效的考、招分离，学校自主招生呢？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以上，其中奥妙何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科尔韦尔的回答是：“人们总将提出疑问，并朝着新领域迈出下一步。可是，许多国家存在一种传统的倾向，不敢打破现状，对长者或上司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我敢说，美国科学家并不特别顺从于一些过时的想法。”“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如果你在洛杉矶或什里夫波特上学，你成才的概率就会比你在湖南省上学的概率要大。”面对如此直率的言词，中国人要不要认真反思？特别是某些恐惧自由的官员们应扪心自问：你们把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究竟摆在什么位置？
　　清除教育大改革的障碍
　　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可有关人士仍沾沾自喜，不敢正视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深受其害的学校和个人也讳莫如深，生怕自己哪句话触犯了主管官员，带来难以想像的后果。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是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
　　任何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都有接受公民监督的义务，如何对待诤言是考验官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人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任何人的认识都会有缺陷。对待正确、不正确乃至错误的批评不外有三种态度：合格的公仆坦诚地倾听来自公民的声音，即使对不那么全面的意见在作出必要的说明的同时也反求诸己，举一反三，认真改正；猥琐小人文过饰非，依然故我；等而下之的则认为批评有碍自己的仕途，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但愿有关人士交出的是一份合格的答卷，从而为教育大改革清除第一道障碍。
　　（据教育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亿元，而应该是约5600亿元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这都是由应试教育这个杠杆弄出来的。真想搞素质教育的人，就是要与控制行政权力而且每年有5000多亿黑色收入的这个特权利益集团作对，谁会有力量坚持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