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人心是弯曲的

　　“你有什么主动要交代的吗？”
　　“不，没有。我没有做过什么。”
　　“你以为国家安全局会将一个无辜的公民带到这儿来吗？”
　　这是《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2006）里的开头部分。被审讯者涉嫌帮助邻居去了西德，这在当时东德是一桩弥天大罪。有人将这个审讯过程录了音，作为给学生的示范教材。当录音带里放送出折磨和呻吟的声音，这位名叫魏斯曼的审讯官解释道：“如果这个人是无辜的，要么大喊大叫，要么哭泣；如果他沉默，就说明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他是有罪的。”他显得非常有把握，也很称职。
　　然后就发生了那个著名转变。这个人被派去监视、窃听剧作家和演员（那对伴侣），他得以近距离观察艺术家的个人天地。他本人的生活枯燥乏味，住房单调得跟一座监狱差不多，四壁空空，下班之后他只有拿着遥控器看电视，甚至招妓。他希望妓女能够留下来陪他一晚，但是被拒绝了。没有人与他谈话，他没有朋友，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当他坐在窃听机器面前，眼前打开了另外一个新奇的世界。
　　他从剧作家的书桌上拿走了诗集，读到这样的句子：“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我们头顶着美丽干净的天空、云朵慢慢移动它的脚步它是那样洁白无瑕只要你从心底里相信它就一直会在你的身边。”
　　当好友艾斯卡自杀，剧作家悲愤难抑，弹奏钢琴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琴键上跳跃着滚烫优美的音符，也让窃听者本人听得热泪盈眶。所有这些艺术和人性的内在光辉，是一切“危险”的根源，也是力量所在。
　　为美好的事物而感动，魏斯曼先生内心的岩石开始松动。此前从来没有人教会他这些，没有人将他带到人类精神活动的瑰宝面前，没有机会让他接触到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部分。他是按照另外一个模式训练而成的，这对他是一个不幸，但是他还有救。
　　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重新开始，寻求自身的救赎之路。就像年轻的导演兼编剧所说：“你是有选择的。”看到部长大人利用手中权力强占女演员时，魏斯曼感到本能的厌恶和拒绝。他良心的软骨并没有失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一个人有他工作上的要求，有他职务上的使命，但是，一个人与他的工作，不可能像两块门板那样合在一起，两者之间不存在缝隙。因为人不是门板，不是那种失去了生命活力的死东西，仅仅作为实现他人意志的工具。作为一个人，有他与生俱来的良心，有他与生俱来的感受能力，有他基本的是非善恶判断，也同样有他自己对于历史的洞察力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力。如果拿掉了这些，这个人就不能称其为“人”了。
　　在这个意义上，人心像一条长廊，一个人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窃听专家魏斯曼从一个贫瘠匮乏的起点开始，经过一系列转换，眼前的世界起了变化，他看待世界的立场也发生改变，变得丰富和富有人性。他的眼睛不仅用来监视别人，在这个世界中充当搜索引擎，也是用来流泪的，为自己和为他人，为美好的事物。
　　在“人心的长廊”里还住着各种各样的“客人”。有戴着面具的，这面具也许已经深深嵌入这个人的面孔；也有率性天真的，对世界与他人始终保有一分真诚。当然，有忠诚于“主人”的，真正为“主人”长远利益着想；也有阿谀奉承的，每次将最坏的方案提交到“主人”的案头。“客人们”之间互相对话、吵架、协商，互相拉扯和消耗，也互相调整和过滤。在这场内心战斗中，良心未必总是占上风，也未必总是甘居人后，最后还是“主人”说了算。“主人”有什么样的造化，那真是他自己多少世修来的。
　　有一部美国影片《对话》（TheConversation，又译《窃听大阴谋》，1974），更早涉及了窃听这个话题，而且是大名鼎鼎的科波拉导演的。其时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因为《教父》（1972）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再过几年《现代启示录》的好戏还要登场。这位科波拉早先编剧出身，《巴顿将军》里有他改编剧本的功劳，《窃听大阴谋》由科波拉本人担任编剧。与近期的《窃听风暴》一样，都是30多岁的人同时担任编剧与导演，其中反映了某种社会思想及折射出某种社会现实。
　　夏利是一位监听专家，他在这方面的造诣颇深，业内有名。他拿钱受雇于别人，不问缘由，不涉及意识形态，干得十分出色。但是他终究没有变成一块“门板”，与他的专业机器、专业手段完全合二为一。他从这项工作中受益，反过来也因此而落下了人性的伤痕。刺探别人养成的警觉，使他无法与人们建立亲密关系。他不留电话、行踪不定，女朋友只有在漫无尽头的黑暗中等待。一旦问及他的个人情况哪怕是做什么，他马上感到厌烦之至。他不能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他卷入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他因而不能站到阳光底下。
　　扮演夏利的演员人们并不熟悉，这更加增添了他无人知晓的卑微色彩。他身着一件灰色的透明雨衣，始终神情黯淡忧郁，如同一只鼹鼠或一枚暗器。在他忧郁的背后，是他受伤的生活和受伤的人性。他挥之不去的烦恼有一个具体原因因为他的“出色”工作，曾经有三个人命丧黄泉。那是一桩难度极大的窃听阴谋，某位总裁与他的会计师只是在水面的游艇上讨论如何伪造福利基金，任何船只接近时他们就会停止谈话。然而身手不凡的夏利还是将事情搞定了。会计师被认为是泄密者，一家三口大人小孩被残忍地杀害。
　　同行们对他的高难技术深表钦佩，然而他自己却陷入良心不安。内心的阴影在此后的工作中发作扩散。新任务是在广场上窃听一对男女的谈话，而他们仿佛知道有人在暗中作祟，于是尽量压低声音，或选择躲在广场卖艺人的嘈杂声响之下。从技术上去除噪音是一件能够办到的事情，即使是在那个年代。这样一句话跳进了他的耳朵：“有机会他会杀了我们”。这引起了他的警觉，此前发生过的悲剧仿佛就在眼前。于是他不愿意将做好的录音带交给雇主也是一位总裁。
　　“我不怕死，但我害怕谋杀案。”他对枕边的时髦女郎说。对方劝他：“只是一些任务。你不需要感受它，只需要完成它们即是。”其中“感受”是一个关键词。能够“感受”会带来工作上的“障碍”，但是人如果不去“感受”，不会感受并失去了感受能力，岂不是失掉了用来证明人生命存在的有力证据，成了一个纯粹的物件？一颗能感受的心灵，在世界面前是随时准备弯曲的，准备朝向他人的苦难低头，准备在真理面前弯下腰来。
　　事情甚至也不朝向他感受的方向去发展。窃听是因为有强烈的不信任存在，那么逻辑推断的结论必然是为什么别人要信任窃听者本人？他作为高手受雇于别人，必然也会有其他更高的高手，受雇于其他雇主。如此循环往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位夏利先生试图按下不表的含有杀机的录音带被别人偷走，对他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他放在抽屉里从不示人的电话突然响起，威胁他不要插手这件事情。仿佛他本人陷入了另一张天罗地网当中。高度紧张的思维，令他做噩梦，思维出现幻觉。
　　他试图通过头脑拼接出事情的完整脉络，但是那些碎片总是从他手中滑落，无法将它们衔接起来。他无法看清事情的全部。他始终被挡在外面的某个地方，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和希望的那样，进入了某个核心。
　　最终的结局令他瞠目结舌。他原先以为的一对受害者仍然在世，而那个可能的谋杀者车祸身亡。到底谁是凶手？在整个过程中他本人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是否被其他的人们再度利用？
　　影片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这恰好造成了该片的批判力量。在一个人人不信任的环境里，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没有人仅仅是陷害者，他同样被陷害。没有人仅仅在暗处，他同样在另外的明处。没有人仅仅得手，而没有失手的时刻。恩怨和因缘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锁链，将每个人带进其中，没有人能够逃脱，除非自己不作恶。
　　在一个人的背后，总有一双关注他的眼睛，也许不止一双。这可能是有名有姓的其他人，也可能是他自己未曾意识到的良心，他本人的子孙后代，乃至是民族的未来。在历史的审判台面前，每个人都要作好准备。《窃听风暴》中的文化部长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