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文化让我们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作者云杉，《红旗文稿》连载，以下简称云文）在论述文化地位认识上的高度自觉时，非常全面、辩证而深刻，云文依次论述了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及文化对后三者产生的巨大作用。作为读者的我，难于对这一分论题作全面的分析，只想就文中关于文化与人（人心、人生、民生等等）的紧密关系的论述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理解。
　　云文该部分开头就从两个方面作出明确的概括和肯定：“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接着对我们过往的文化观念进行反思（也可以说是反省），冷静而深刻地指出：“我们以往比较多地强调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对文化与民生的关系认识不深。”云文在上述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进而展开正面的论述：“文化是维系一个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力量，无疑应当重视发挥文化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文化之于人类，应当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普遍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如果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不能说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笔者以为，云文关于这个问题论述得最有新意、最为深刻、最有意义之处，就是明确肯定了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笔者作为学界的一员深深地觉得，对于学者和学术界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真正的学者自然会有自己的学术目标、学术理想、学术追求、学术操守，这些作为学者的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作为学者献身学术而内蕴的精神力量，其与学者的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理想追求是紧密相连的，综合起来看可以说，这些便是学者身上特有的学术精神和文化精神。老一代人文学者中如胡绳、冯友兰、季羡林、任继愈等等为国家富强、社会前进而献身学术，为追求真理而献身学术，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他们在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各自独特的学术贡献的同时，又较好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冯友兰九十岁（冯友兰是九十五岁辞世）以后双目失明，仍然继续著述（冯友兰自己口述，由助手帮助记录，然后和助手一同整理成书），当时有人问冯友兰为何要这样坚持，冯友兰回答说是“春蚕吐丝，欲罢不能”。可见，冯友兰等老一代人文学者由于有了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学术精神和文化精神，他们在治学过程中（在一般人眼目中可能是“苦差事”）同时便不知不觉中愉悦了身心、陶冶了性情，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进而感受到了生活的充实、人生的美好、生命的魅力。由此也可见出，只有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学术精神和文化精神才能让真正学者享受到“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
　　观察今天的学术界，有些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笔者看到，当今学术界由于受商业经济的影响、受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或者说受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真正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的失落相当严重。学术精神、学术文化的失落，首先表现在学术追求（学术目标）的失落。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本来是是为了研究问题、发现规律、探求真理；可现在一些所谓学者的学术研究被异化成了适应（迎合）上级评估指标、政绩统计的非学术行为。学术精神、学术文化的失落，其次表现在学术情趣的失落。前述胡绳、冯友兰、季羡林、任继愈等学者都是真正地热爱学术研究的，因而都能在学术研究中感受和体味到研究的快乐、探索的快乐、发现的快乐，即能如梁启超所说保有“学问之趣味”（梁启超有一篇文章的题目为《学问之趣味》）；而现在一些所谓学者的学术研究已毫无“学问之趣味”，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已毫无快乐可言、因而也毫无情趣可言，学术研究只是他们的敲门砖，他们只是借学术去追求学术之外的东西如地位（主要是行政级别）和金钱等等。学术精神、学术文化的失落，更严重的是表现在某些人丢掉起码的学术准则、学术操守、学术良知而搞学术不端（或称学术腐败），在这部分人那里离我们所说的“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相距更是十万八千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今时代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建设真正的学术文化和学术精神，不仅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需要，同时是学者获得自我实现、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的需要。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不断地认识、遵从乃至驾驭必然，从而获得作为人的内在自由，是每位真正学者的向往和追求，学者要真正获得作为人的内在自由、要获得“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就需要在整个学术界和社会搞好学术文化的革新和建设，在整个学术界和社会营造尊重学术、敬畏学术的文化氛围；同时也需要每位学者有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文化精神）。
　　（2010年1月20日稿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