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文学批评关键词》序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文学批评”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我们在报纸副刊、文学读物中经常读到的各种各样的评论，都可以放在这个范畴内。印象式的批评、根据趣味展开的对于作品的判断、将文学与生活简单比较和对应的方式、作家作品论，以及关于文学的历史批评，是多少个世纪盛行不衰的文学批评形式。但是，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作为一个与哲学、历史或其他理论形态相互区别的领域被界定出来了；对于专业的批评家和研究者而言，“文学批评”是一种或多种方法论革命的产物。著名的文学理论家R。Welleck断言：“十八、十九世纪曾经被人们称作‘批评的时代’。实际上，二十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在二十世纪，不仅有一股名副其实的批评的洪流向我们汹涌袭来，而且文学批评也已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在公众心目中占有了比往昔高得多的地位。”文学批评及其相关理论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得不时常对自己的阅读习惯和固有的观念进行反思，也产生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关于文学批评的观念。
　　如今，文学批评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从二十世纪的巅峰坠落，例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TerryEagleton就曾有“后理论”（aftertheory）的说法（虽然他所说的理论并不单指文学批评的各种理论）。但Welleck的如下断言仍然有效：“任何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巡礼，都必须注意文学批评这种地域的扩展和同时产生的批评方法的革命。”正由于此，如果没有对于这一方法论革命的历史广度和具体概念的理解，在今天，我们就难于进入文学批评这一领域。柯思仁、陈乐先生的这部《文学研究关键词：概念、理论与中文文本解读》不但是文学批评的这种“地域扩展”和“方法的革命”的产物，而且也是在新的视野中对于作为一个独特领域的文学批评及其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反思。
　　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新潮流其实远不是一次方法论革命的产物，而是一系列经常相互纠缠、相互冲突的方法论革命的展现。1963年，Welleck归纳出六种文学批评的新潮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语言学与风格批评、一种新的有机形式主义、以文化人类学成果和荣格学说为基础的神话批评，以及由存在主义或类似的世界观激发起来的一种新的哲学批评。在他作出上述判断的时候，还没有可能对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性别理论的新发展等等“后六十年代”的潮流进行分析。在所有这些潮流中，经由语言学转向而来的关于形式、文本和再现的观念对于文学批评的不同派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今天在专业的文学批评领域中，无论是意识形态批评还是历史批评都已经难以绕过这些关于形式和文本的观念了。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等理论的影响下，现代文学批评展开了一种理解文学文本的思路。这种思路的独特性是在与几种主要思潮的论辩中产生的。我认为如下两点最为关键：首先，它批评了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及其自我观念中产生的“作者”观，反对将文学文本视为作者的自我表达，从而在方法上对于传记批评形成了批判；其次，它批评了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产生的文学观点，将文学文本视为“再现”而非单纯的对于现实的反映，从而在方法上对于历史主义形成了批判。事实上，这些新的取向并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这一独特领域的产物，而是二十世纪语言学、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的结果。文学批评以其对于语言和形式、心理和价值问题的敏感，在这个大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文学研究关键词：概念、理论与中文文本解读》选取了作者、读者、文本、细读、隐喻、观点、人称、声音、叙事、再现、意识形态、身份认同、阶级、性别、种族等十五个概念进行解说，以关键词的形式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理论做出了深入分析。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关键概念进行梳理和归纳的著作，但实际上它还是一部以关键词的形式展开的对于文学批评的关键问题的创造性探索。我认为作者对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革命及其历史含义有着深入的和完整的把握，这为这部著作的两个主要的理论特点奠定了基础。
　　首先，作者将现代文学批评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革命的产物，但同时注意到这一方法论革命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作者一方面以关键词为基本线索，对文学批评的诸种概念和概念群进行严格的和准确的解说，以显示前述方法论革命对于这一领域的决定性影响；但另一方面，作者在梳理这些关键概念的同时，又从不同的方向上指出这些概念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提示文学批评的演变的脉络和可能的方向。这种解说的多重性不仅表现在对单个概念的分析之上，而且也体现在全书对关键词的选择之上。例如，意识形态、身份认同、阶级、性别、种族等范畴通常不在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关注范畴内；它们不但源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和实践，而且也是当代文化研究挑战此前的形式主义批评的主要工具。通过将它们置于文学批评的关键词的序列中，作者力图将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所建构起来的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些新的取向综合起来。这种综合并不是拼盘式的杂凑，而是从问题的内在逻辑中展开的。例如，作者将“作者”问题置于全书的第一章，因为摆脱作者中心论、将文本置于中心正是现代文学批评的标志性特征。一方面，作者梳理了W。K。Wimsatt和M。C。Beardsley及新批评运动对于“意图谬误”的批判，分析了RolandBarthes提出的“作者已死”的命题，并由此展开了对于作家作品中心论的批评；但另一方面，通过对MichelFoucault的“什么是作者”这一命题的思考，作者又指出“作品的意义并不是局限在其文字内在的特性，而是跟作品所处在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有密切的关系。作者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的，在不同的时代、社会、文化之中，人们对于作者的认知有所不同。当作者被宣告‘死亡’之后，并不意味着作者的概念完全不存在。”正是在展示这一脉络的过程中，现代文学批评没有被简单地描述为一个封闭的世界，恰恰相反，形式主义批评曾经拒绝的那些概念和方法经过新的转换重新成为了内在于这个批评世界的理论要素。
　　其次，文学批评不仅是一个或一系列方法论革命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跨越国家和区域的世界性的现象正是从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跨语际现象的认识中，《文学批评关键词》遵循了一种处理现代批评概念和理论的独特方法。我把这个方法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将现代文学批评的概念和理论运用于对中文文学文本的分析，另一方面又通过历史的追溯，从中国的文学批评的历史中探寻与这些现代概念和理论相关、相似和相逆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作者虽然强调现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意义，但并不认为这些新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是前无古人的独创，恰恰相反，与那些单向地强调这些概念和方法的新颖性的论者不同，作者认为这些新的方法论事实上有着自己的传统根源。例如，在阐释文本中心论时，作者指出：在中国文学历史中，由于《诗经》的作者很难确定，故而“研究的重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不在作者身上，而是在文本字句的考证和诠释”，从而证明文本中心论并非新批评的全新创造，我们也可以从传统的批评实践中获得有关文本解读的资源。在“细读”一章中，作者结合具体的案例，对中国传统的训诂注疏和小说评点加以阐释、分析和发挥，在展示两者之间的基本差异的同时，弥合了在现代文学批评与古典文史传统之间造成的人为断裂。
　　但是，作者并不仅仅是在讲述文学批评与古典传统的相似之处。他们提醒读者：中国文史传统中有着重视作者与作品关系的各种论述和更为深刻的传统，这既不证明这类有关作家与作品的传统论述全然过时，没有意义，也不说明现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与传统完全脱节，并不适用于中文文学世界。作者致力的，是在新的理论视野中对这种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加以重新界定和阐释，以焕发传统文学批评的当代意义。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不胜枚举，形成了这部著作的一大特色。在我看来，这种努力不但没有削弱现代文学批评的力量和独特性，反而扩展了文学批评的概念、理论的适用范围，进而为重新诠释传统的文学批评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提供了可能性。
　　在全书的每一个章节，作者都不是抽象地介绍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而是援例取譬，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寻找例证，并加以精辟的分析。在这本著作中，作者对于中文文学文本的引用和解说最为引人入胜：除了部分西方文学的例证之外，从《诗经》、《左传》、《孟子》、《论衡》、《文心雕龙》等古典文本，到《世说新语》、《红楼梦》、《西厢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从黄遵宪、鲁迅、张爱玲、胡适、沈尹默、刘半农、老舍、茅盾、卞之琳、穆时英等中国现代作家，到北岛、顾城、高行健、于坚等当代作家，从郑愁予、西西、金庸、余光中、陈黎等港台作家，到郭宝崑、蔡深江、梁文福等东南亚华文作家，从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金圣叹等的小说评点，到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者的批评实践，无不在引用和分析的范畴之内。与以往往往是翻译的并且以西方文学为例的文学批评介绍类书籍不同，《文学批评关键词》打破了民族国家和区域的界限，而将中文视为一个文学世界，并以现代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概念对之进行细读和分析。这样一种批评实践不但与通常的民族主义文学史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也以细腻的文本解读说明了这一批评实践为什么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世界性现象。从方法论上说，这本以关键词为线索的著作让我们重新记起半个世纪之前有关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对立的争论文学批评从文学历史中汲取灵感，但却与经典的文学史叙述形成了重要的差别。
　　2005年夏天，我在新加坡大学访问，有机会与柯思仁先生多次见面和讨论。也就是在那期间，柯思仁先生告诉我他正在做文学批评关键词的研究。从那时至今，两、三年的时间过去了，柯先生和陈乐先生终于完成了这部内容新颖翔实、分析鞭辟入里的著作，他们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对于文学历史的广泛涉猎，使这部著作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对于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而言，这部著作无疑是一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入门读物。在过去一个月中，我陆续地细读了全书各章，获益匪浅。我相信，文学领域中发生的方法论革命，以及当代学者对于这一方法论革命的再思考，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当代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框架，也一定有所裨益。
　　感谢柯思仁先生给我一个重温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和概念的机会。我久不治文学，但仍愿不揣浅陋，将一点读书心得记录于此，除了回报友人之请外，也怀着一种真诚的期待，即让文学批评重新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