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极端境遇与“新人民性”论张平小说的艺术与思想特征

　　这么多年，张平以他的坚韧与沉着，顽强地写作着中国社会最尖锐的那些矛盾冲突，在他的笔下，展开了一幅幅中国政治场域中的现实图景，人民以最真实直接的原始形象被勾勒出来。他的作品顽强地打开被浮华的符号所覆盖的那些真实情境，那些生存现实的死角，那些完全无助的人们。“人民艺术家”、“反腐作家”唯独对于张平来说，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加冕，这是当之无愧的历史的追认，是文学心悦诚服的嘉许。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张平以他的努力，留下了历史最朴素的形象。
　　当然，“反腐作家”这项桂冠对于张平来说同时也意味着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他本人就为这样的定格所苦。这一切都源于当今时代对“反腐”、“现实主义”、“文学与政治”、“人民性”之类的命题的简单理解所致。“反腐”被划到另一条道路，那里似乎远离文学而贴近政治，甚至还有某种暧昧性。但是，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现实特性，如何理解在政治生活如此发达的中国，这样的现实特性在何种程度上与文学发生关系，文学是否可能依然行使直接的表现和批判功能？面对张平的写作，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理论难題。
　　纵观张平的写作历程，他选择“反腐”决不是简单地或偶然出于政治意识方面的理解，作为一个开创者，这是他写作历程的自然延伸，他的文学书写必然要向这一主題伸展。对底层农民苦难生活的书写，这是张平最初的主題，他一开始写作，就是面对这样的现实。1981年张平就发表《祭妻》这样的短篇小说，并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农民怀念离婚已故的妻子的故事。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刻画出兰子这样善良、吃苦而坚韧的妇女形象。赵大大的这个视角运用得非常成功，人性弱点与生活的痛楚是如此紧密地粘连在一起，以至于赵大大的怀念完全被不可弥补的悔恨所填满。没有什么样的怀念能比上悔恨更能撕扯人的灵魂，张平对生活的洞悉，对底层人的心灵的伤痛的描写如此深刻，小说有着令人惊异的力量。1984年，张平发表《姐姐》，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与《祭妻》有异曲同工之妙，写的也是身处困境的农村妇女的命运和性格。所不同的是，小说的主角“姐姐”原本是一个有着花样年华的大学教授的女儿，因为文革而嫁到农村成为农妇。拨乱反正后，父亲恢复工作，也要姐姐回城，但姐姐拒绝了。姐姐是那个家庭的主心骨，承担着操持整个家庭生活的重任。这个有着兄弟七八个人的家庭，如果离开姐姐，立即就要崩溃。小说生动地描写姐姐成为一个吃苦耐劳精明能干的农妇所具有那种品格，写出了命运对人性的磨砺产生的那种悲喜交加的境况。
　　张平的小说有着非常朴实的生活质感，简洁凝炼，寥寥几笔，甚至连环境或氛描写都不需要，也从不需要议论和评价，他就可以写生活最令人痛楚的那种情境，一切都在不言中。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平对晋派“山药蛋派”小说纪实风格的继承，更可看出他的发扬。如果说当年的“山药蛋派”，总是被意识形态所潜在支配，经常还洋溢着一些廉价的乐观主义情调；那么，在张平的小说中，一切都显得更为质朴真实。他只关注生活的事实，只关注存在中被命运决定了不可能逾越的那种困境。他要写出的是人在这样的困境中的坚韧和善良，人性真正的价值在最绝望的境遇中才能闪现出最后的辉光。就此而言，看上去平实简洁的小说，其实蕴含着强大的震憾力。因为命运和人性，都被张平推到极致，到了这地步，就不需要技巧，也不需要华美的语言，只要最直接的描写就行。也可说说，张平的小说创造了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境遇。早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强调“意识到的历史深度”，那是为了表达巨大的历史冲突而要寻求的表达情境；在张平这里，他要找到的是一种生存境遇，他能意识到一种境遇，那就是底层人真正生活艰辛的那种境遇。我们只要看看张平写下的那么多的小说，就不难发现，张平可以不事雕琢，无须语言修辞，就可以写出震憾人心之作。这就应了那句话，大法无法。他看到的是生存之绝对境遇，他的笔触立即直奔那里了，还需要那些雕琢干什么！
　　如果看看1985年张平写下的《血魂》，就更容易理解张平在现实主义小说艺术方面所领会的意蕴。小说描写了吕梁山某山庄，从腊月初七至二十九，二家农民之间的仇恨。发家致富的王元奎要霸占穷困的张大林家的祖传宅基地，张大林忍受了百般凌辱却找不到公正，最后一气之下杀了王元奎一家。张平的这篇小说写得有点狠，显然，张王二家就处在生死仇敌的境遇中，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故事一步步就朝着绝境发展，最终是血淋淋的凶杀。张平没有渲染血腥的场面，他的关注重心在于受到欺压和凌辱的贫苦农民。张大林的凶杀是绝望中的反抗，是找不到公正不得不采取的报复。小说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底层农民无依无靠的生存境遇，农村新出现的贫富差距隐含的巨大危机。小说有意采取时间标记式的段落，以此来强化其真实性。张平的文学叙事当然不同于纪实报告，他着力描写的是双方的争执如何一步步朝着不可危险的境地发展，恃强凌弱导致了更为极端的反抗。他把这一过程非常细致而有层次地揭示出来，使得张大林最后的凶杀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
　　不用说，张平的小说叙事总是饱含着道义上的鲜明色彩，对此，他有独到的看法。他不想在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上花费功夫，他认为那是做作，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在某种意义上，张平的矫枉过正是有道理的。对于文学来说，“坏人的多面性”似乎更有可表现的空间，其性格的内涵可以拓展得更具有立体性和深度性。但张平不想“玩文学”，他要更为直接的对生活本质的追问，他要揭示的是生存事实。那些事实一目了然，不需要再进行复杂的哲学思辨。是非清楚、爱憎分明，这就是张平，就是张平的小说所表达的意义指向。根本的问题在于，张平要同情弱者，要写出底层弱势群体更彻底的生存状况。就这一意义而言，张平的小说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文学的“人民性”已经是一个古老的命題，因为“人民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过多的意识形态含义，以至于使它失去了真正的内涵。在张平这里，“人民性”这个概念难能可贵地具有了真实性，“人民”的形象被还原了它的弱者的形象，它是在更为平等和个人深切体验的基础上被创建的。在当今时代的历史背景上，张平书写的“人民性”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事实上，张平在80年代就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很远，而且走出了自己平实坚韧的风格。整个80年代期间，当代文学为艺术变革所困扰，90年代则为现实变革所激动，这二方面都使回到乡土中国真实处境中的张平反倒有些许的疏离。面对中国的现实情景，张平不再试图在文学性修辞方面花费心思，他要直奔主題。他要写出中国当下最尖锐的矛盾，他怀抱着理想主义，还要找出解放的途径。《天网》、《法撼汾西》表征着张平写作的转析，他转向直接现实主义，那就是直面当下农村贫困农民没有法律保障的冤屈。小说以县委书记刘郁瑞为贯穿线索，几乎采取白描手法，毫无保留地描写农民生活的凄惨，而且他们不能得到基层司法体系的保护，甚至是其受害人。这二部作品几乎是为中国农民喊冤的作品。“在昏暗的路灯下，刘郁瑞有些发怔地默默地瞅着眼前这一副惨状”（《天网》，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5页）。这是刘郁瑞的眼睛，作者也强烈呼吁我们也要睁开眼睛看看这幅图景。这不是作为城市心理补偿的乡村美丽风光的图景，不再是浪漫主义笔下寻求人类自我超越的田园诗意的景象。这是中国现实的乡村，是乡土中国最真实最醒目的图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乡土中国书写总是打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或是打上想象的诗意，张平却是如此彻底不留余地，写出当下中国乡村最尖锐的矛盾。谁来保护乡村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境况到底如何？他们的希望何在？张平把刘郁瑞理想化了，这是他的希望，是别无选择的希望，这个希望同时也是恳求、申诉和祈祷。
　　张平的写作始终坚持自己的道路，历史给他提供了机遇，他的卧薪尝胆终于使通过《抉择》（电影改编为《生死抉择》）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张平与“反腐败”相遇，这是他写作一以贯之的必然延伸。他如此真切地关注中国底层的生存状况，如此痛恨权力的滥用，如此痛恨欺压百姓的腐败官僚，他的关注必然要直指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作为“反腐败”的扛鼎之作，张平因此获得无数的殊荣，也因此被固定化为“反腐作家”。这使人们对张平的小说艺术性的理解趋于简单化。关于《抉择》的“反腐败”主題，已经谈得够多，我想有一点应该指出来，张平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底层民众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逼真的现实主义笔法足以催人泪下。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张平情真意切，对底层普通百姓发自内心的关切。这一现实与对腐败分子的鞭挞批判相互参照，可以看出张平的作品鲜明的人民性。这也是张平的“反腐小说”与其他不同之处。其他人的“反腐小说”很少有象张平这样，总是花费如此大量的篇幅去写底层人民的艰辛困苦，更多的则是展示腐败分子的生活奇观。但张平则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在民众身上，可以看出他早年表达的那种“人民性”具有了更广阔的内涵。
　　《抉择》围绕某国营大型纺织厂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企业领导腐败贪污，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他们一个个中饱私囊，不顾工人死活，导致工人聚集抗议。身为市长的李高成，本来就出身于这个纺织厂，他也一直关心这个厂，这个厂的领导班子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干部。李高成无疑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市长，也是作者极力塑造的一个理想化的党的好干部。但所有的矛盾最后都聚集在他身上，“‘中纺’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李高成的问题。”这是市委书记与他对话时指出的，李高成对此还难以理解。小说多次暗示了这一点，这无疑可以见出作者构思上的独具匠心。李高成这么一个清官，最后的矛盾居然都围绕他展开。小说一层层剥离下去，显示出了一层比一层更加惊心动魄的危险处境。李高成的妻子、侄儿，他信赖的部下都卷入了侵呑国家财物的犯罪勾当。而在这些事件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更高的领导，那个很少露面的副书记严阵。《抉择》就是这样一步步往里逼，拖出一大串，把李高成放在刀口浪尖，连他的家庭面临崩溃，他的妻子也被卷入。
　　《抉择》在叙事上有一股狠劲，李高成最后没有退路，不管怎么样，他都只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他的信念鼓舞着他，这个信念就是对共产党的信念，就是对人民的信念。对于张平来说，李高成安按照人民的理想、按照人民的想象创造出来的形象，尽管他的形象存在理想化的色彩，但他并不空洞苍白，相反，显示出从未有过的那种现实内涵。这一切都源自人民想象的迫切需要。那些无助的人民，他们最大希望就是盼望李高成这样的“青天式”的人物。张平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人民的疾苦与他们的怨恨，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善良，他们无限的忍耐与理解。不管从哪方面说，张平对现实的表现是都是惊人地真实的，即使他在表达理想时，那也是历史只能如此的愿望。正如小说所说的那样，不寄望于好的领导，还寄望于什么？一个单位的好坏，就寄望于一个好的领导。这本身包含着对体制的深刻反思，这样的体制全部赌注主压在一个领导人的道德水准和能力上。但这样的赌注十有八九是要赌输的，这已经足够发人深省了。青天式的人物，假定把它看作是象征化的形象的话，他本身可以进一步引发反思，因而也包含着批判性。
　　《抉择》可以看出张平对戏剧化场面和情节的出色控制。依然是张平惯用的境遇意识，小说一开始就把主人公推到绝境，李高成面对闹事的工人，面对濒临倒闭的工厂，面对一大堆无法解决的难题。随着故事的推动，这些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张平现在对小说高潮的控制已经非常圆熟，以李高成为中心，故事呈四面楚歌状发散，而且矛盾的主线始终被紧紧把握。张平的小说有着相当充沛的情感因素，这些因素蕴含在对人民生活苦难的描写中。面对人民，张平一方面写出民生疾苦，另一方面写出李高成作为一个理想清官的种种同情关切，这是他写情独特的笔法。张平的小说几乎不写情爱，他把所有的“情”都给予苦难中的人民。他的小说中的情感因素主要是悲悯，这种悲悯在他的叙事又能起到缓冲的作用。也就是在矛盾的事件中，加进了对人的心灵和情感的表现。它使那些事件，人与人的关系，始终包藏在情感的氛围。就此而言，这几乎是张平小说的艺术奥妙。他要打动的就是对人民关切这样的情感，他要唤起的也是几乎泯灭的良知。所以他的小说始终有着强烈的震憾力。
　　如果读过《十面埋伏》，就不再会对张平小说叙事的艺术表现力产生怀疑。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在押犯人突然在监狱里装疯卖傻，而一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从中发现了重大疑问，由此历经千辛万苦深入追踪，
　　挖出了一个惊人的特大黑色社会团伙。要全面评价这部57万字长篇小说显然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但可以明确地说，这部小说在错综复杂的线索展开中，始终能制造紧张的氛围，悬念处理得自然而又构成对小说叙事的推动。小说既揉合进侦探小说的那些手法，也可见到现代派的荒诞感，以及心理小说的那种细致分析。对于张平来说，他显然不会把它当作单纯的罪案小说来处理，他的关注重心依然在于特权集团是如何祸国殃民，无法无天。王国炎一伙为所欲为，猖狂到目无党纪国法的地步，而人民则深受其害，无处伸冤。当然，小说最后表达出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小说要表达的主題落在“人民性”上，民主与法制才能建立一个合理安定的社会，人民才有安全和稳定的生存空间。
　　2004年，张平推出长达70万字的《国家干部》。据说这部小说原来的題目叫做《代价》，显然这个題目更醒目地表达作品的主題，那就是，当官是为人民还是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如果是为人民谋利益，必然要付出代价。夏中民为人民做主，他最后的代价就是丢官。但最后人民站出来为他说话讨回公道。但小说中对立面刘石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代价无处不在，什么都有代价，就看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张平在这里探讨的是中国政治权力生活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到底当官是为什么？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揭露腐败或反腐败，而是思考中国当代政治的本质，其尖锐是前所未有的。在后记里，张平特地阐明了在当下中国，文学描写政治生活的必要性。实际上，这部小说在短时期内就发行超过十万册，这本身就说明，当代中国人依然十分关心政治。确实，我们都一再表示，文学应该表达中国本土生活的特性，而这种特性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形而上的品质，或者是文化传统以及风土人情方面的特性奇观。这显然是片面的。诚如张平所言，中国当代生活最显著的特征，还是政治的超量发达。政治权力与文化象征体系混淆在一起的那种生活情境，构成了当下中国最独特也是最具本土性特质的现实。文学无疑应该描写这方面的现实，尽管其难度超出了文学本身所能承受的限度。显然，张平是真诚地挑战这一难度，看看《国家干部》出版后所遭遇的种种传言也就可以看出张平的虔诚。他完全可以写得更圆滑，更世故些，但他没有，他本着良知在写作，这又是他的“人民性”推动他走向彻底。
　　小说的主題虽然并不新奇，但却具有时代的紧迫性和尖锐性：那就是当官是为民作主还是为了乌纱帽？在执政党加大了反腐倡廉的今天，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民的质疑与追问甚至更加强烈。张平没有回避矛盾，而是面对中国当代政治最敏感和最关键的问题发问。在现有的执政体系下，正如我们在前面阐述过的那样，人民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望于一个好的领导。一个好的领导可以把一个地方搞得欣欣向荣，而一个坏的领导就可以在几年之内毁掉一个地方或单位。尽管张平本人表示过，他这部小说已经不再着力去表达“清官”意识，但主人公夏中民还是一个“清官”的理想化形象。他与刘石贝构成鲜明的对比，刘石贝则是把嶝江市当作自己的地盘，各个部门全部安插自己的亲信，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全部的政治、组织、经济大权。刘代表着顽固的权力利益集团，即使退居二线，他的影响力犹在。夏中民试图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把嶝江的经济搞上去。他不搞人际关系，想凭自己的实干，甚至他要通过考试来竞争市长职位。但他遭遇到强大的阻力，他陷入一系列的阴谋圈套之中。反复被考查审查，结果在公开选举中还落败。最后是人民站出来为他说话，通过非常的禁坐方式，要上级领导恢复夏中民在嶝江的领导位置。这部小说把当今官场的现状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刻透彻地揭示了当代官场的宏大图谱。这部小说除了刘石贝是一个明显的坏人外，其他的人都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不对之处，而且还写到组织部门的干部，象刘景芳这样正直善良的领导，但何以就无法建立一只清廉正直能干有魅力的干部队伍呢？反得的考查，也只是从干部到干部，从领导到领导，没有人问老百姓，问老百姓，老百姓也说不出所以然。我们的干部升迁任免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完全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无关。只是干部体系中的封闭动作，这样的干部，又如何能保证他们具有更大可能为民众谋利益呢？小说隐含的主題是深刻而尖锐的。尽管夏中民过分理想化，最后的解决方案反倒具有反讽性质。人民要选择自己的市长，但没有合法的途径，只能通过非法的禁坐声援来表达民意。应该承认，迄今为止，这部作品对中国的政治权力动作，对干部体系的表现和质疑是最尖锐和深刻的。
　　一部70万字的小说，张平再次把人物的处境推到各种各样的紧要关头。张平的小说叙事决不描写风花雪月、男女情爱，但却始终紧张甚至有点惊心动魄，这就是他总是把故事推到关键时刻，他只描写那些关键时刻，并且一个关键预示着另一个关键。他剔除了日常琐事，也没有那些闲情逸致，有的是官场中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有的是各种危机关头。由此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他们面临的境遇和抉择。你不得不惊异张平对当代政治生活的熟悉，对官场中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洞察。他是真正知道中国政治动作的人，知道问题的症结，而且他没有掩饰也没有回避根本的矛盾。他的解决方案显然是一个绝望的方案，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干部》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反常的方案，我另可把它看成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一个根本不可能的梦想，那是一个梦想的结局。事实上，张平完全有可能把它处理成一场梦，一场做了多年的梦。但他没有，他还是要试图现实化，他也碰到了现实之墙，用他的疼痛证明现实的不可能性，也证明他的竭尽全心的努力。他是真诚的，他的“人民性”是真实的。
　　总而言之，张平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极端的境遇意识，这使他在小说叙事方法方面，抓住极端的关键性处境来展开故事，刻划人物性格，具有紧张的戏剧性效果。但他的这种境遇意识并不只是叙事方式方面的刻意制造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他对当下中国现实处境的一种认识，对中国政治权力场域的一种独特理解。他的“人民性”正是植根于这样的境遇中，他始终看到在这个场域中人民的处境，他忧心如焚，在这个境遇中，他意识到双重的难题，一方面是权力利益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是人民的苦难。这促使他总是有一种紧迫感，总是有一种危机感，他试图用理想主义去冲淡这种危机感，他渴望怀抱昨天的太阳去温暖今天的大地，许多年后，我们终于要承认，他的写作是一种献祭，一种鞭挞与祈祷混合而成的历史铭文。
　　2004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