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感受日本的国民性

　　从东京回到北京，一个最大的感觉是，日本这几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而中国的变化巨大而惊人。确实，中国的和平崛起令日本一些人感到不安，不过我倒以为需要调整心态的不是中国，而是一支以东亚大国自居的日本。日本文化和国民心态，是一个绝大的话题，非三言两语可能说得清楚。加之中国同日本的非常微妙的关系，更使一种客观的描述变得艰难。多年在日本工作，回国后再次进入岛国，更为明显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大气和日本文化的精巧，比如在花道、书道和音乐上。
　　在国内总听说樱花，从未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所以说不出过所以然。三月底四月初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只见满园的樱花，铺天盖地，重重叠叠，加之和服春女，交相辉映，更令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勃发状态。然而，数天之后，独自再游园，眼前的景象则让我深深吃惊，只见风雨之中，落英缤纷，满天飞花，甬道积花寸许，好似一阵轰轰烈烈的集体谢春。这种勃发似的突生突死景象，使我联想到日本人的那种张扬武士道精神的生死观。或许日本人将樱花作为民族的象征，已然透出其内在的隐喻性日本国花樱花体现了生命的怒放而短暂、生存与消逝的瞬间转换，从这美得残酷的过程中，日本人获得了对生命瞬间飘逝的体认。
　　中国人大抵更喜欢梅花，三两枝开在冰雪之中，任其风狂雪暴，而笑傲冰霜。这里没有那种外在的轰轰烈烈，而是一种内在的蕴力，一种对生命的透彻解悟和超凡的韧性。也许只有在他者文化语境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本土中华文化精神的忍性韧度和深度，并对母语文化特征的精神超迈性有了新感悟。
　　书法在日本被称为书道，足见其将技法上升到道的重视程度。
　　有时候想，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看起来有很多相近，但是仔细品味其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日本人特别注意传统文化，并不将其看成阻绕现代化的包袱，而是将其看作当代文化中的一种新的生长点。日本文化同时还注意传统思想与现代方法之间的关系，讲求做学问重要之处在于，既进入传统之中又充分运用现代新方法，因为传统是活在现代之中的，现代是流动的传统。不变或全变，都是传统和现代的毁灭。
　　日本人尽管能将饭团子整饬得十分精巧人为，但同样不妨碍其钟爱自然。连书法都只喜写今书（篆书、隶书为古书，而楷书、行书、草书为今书），更雅好片假名书法，因其行云流水之故。一切过分方正板滞的书体，皆在不喜或不写之列。日本人也喜好中国书法，大学生们大都会两笔。但也有精益求精的，于是有各种书法班。日本人倒不因为书法不够现代而只追当下的新潮。
　　但日本书法与中国书法无疑有本体论上的差异。这当然是其文化精神使然。中国书法更重视大气和大雅的方面，无论是北碑还是南书，尽管有方圆刚柔之分，但是总体上仍然强调书法与人性的内在联系，将书法之魂看作是性中之灵和动中之静。可以说，中国书法更重视书法与人品、书法与文化、书法与生命意义的关系，尽管是书法是法，但是却技进乎道的大法。这是中国人将道看得很高，不轻易言道所致。
　　一般而言，日本人在音乐厅表现极好，这使西方人大为吃惊。日本某科学家还专门搞了一项研究，说明日本人的大脑与其他东方人和西方人大不一样。也不知是煞有介事，还是真有其事，更不知这一说法得到公认没有。
　　日本的春天比北京似乎长一些，加之春雨沥沥，不免时时让人抬眼西望故国，透过那濛濛雨气。我屋后还有一树素白而香的花，不知其名，但我念其静静地开，清芳四溢，所以常常坐其下拉琴。没想到楼上有知琴者，叩门入座倾听。然后要学琴。这是一位北美青年，高近两米，可拉琴时却顾此失彼。但我仍然十分感动，因他那分艺术的虔诚、那分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有着无言花树和高个老外为邻，我羁旅的心宽了许多。
　　我身边的日本人的确也爱琴。每年不知有多少日本人去音乐厅听中国二胡琵琶音乐会，民间的小型音乐会更是丝竹繁奏，乐声盈耳。日本人对中国二胡情有独钟，或是其民族性格中的清雅感和悲悯感使然。于是只要音乐厅里一响起《二泉映月》、《长城随想》、《病中吟》、《新婚别》，下面的听者立刻就进入一种禅的状态。当然因爱琴而学琴的人也不少，甚至我所在的大学里既有日本教授闲时操琴弹琴，也有学生课余学琴。我常想，琴主静，当代中国人有好东西，可是不少人心态骚动，意欲喧嚣，只能终日与摇滚们为伍，丢失了一些不该丢的东西，实在可惜。
　　被称为经济动物的日本人活得压抑，也活得精致。压抑导致其寻求艺术之园，精致使得其趣味偏小的一路，缺乏宽厚博大之气，有精微之美和细节之美，却缺乏体系之美或叱咤风云的思想之美。这当然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