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从文学贫困说开去

　　自从“梨花诗”出来以后，写诗和裸体一下子扯上了关系，成为中国当代新诗的一个“事件”，这促使人们思考诗歌与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
　　伟大的诗歌总承载着伟大的思想，从屈原到杜甫，从莎士比亚到荷尔德林，诗歌与哲思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现代以来哲性诗学的巨大张力场。思想与诗歌的关系绝非简单地内容与形式、材料和结构的关系。思需要创新，诗也需要创新。但经历了朦胧诗的童话时代和后朦胧诗的解构思潮之后，反观当代新诗创作界和研究界，诗和思都沦为了消费品，主要原因就是丧失了问题意识，导致了创作和批评的滞后性。
　　失去问题意识后，相当多的学者只能以传媒的问题为问题，以新闻为问题，新问题变成了老问题，老问题变成了伪问题。如今，真正的问题消失了，思想变得疲劳并最终沦为消费。消费主义暗含的逻辑即听到谁提出某种“思想”，大家就一笑置之，作为看客或消费者，绝不会倾心于或信仰某种思想。今天的中国社会，再也不可能像八十年代那样为思而争鸣，也不会像九十年代为了思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而苦恼。总之问题消失，而思想开始消费，消费开始疲劳，最后变成思想上的猎奇。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可能在文学理论界最为突出。
　　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文论界很多学者在“思”的命题下开始放弃创新思想。其典型表现就是思想开始猎奇，这就导致文学出现不少问题。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些西化诗所谓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诗歌的模仿，抄得越像原著，中国经验越少，中国立场越不坚定，就越是“正宗”西方现代诗。今天，模仿甚至变成了个体对某些文本逐字逐句的纯粹追踪，这类问题是很严重的。另一方面，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空前繁荣的背后也隐含着空前的贫乏，这种思想的“模仿”是更大的问题。
　　在我看来，思想包含五个领域，共同形成了一个圈层。要从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又回到了文学形式本身，但我们同样在不断丧失文学。随着大社会的躯体变得模糊，人们只能抚摸自己的小躯体，回到非常颓靡的个体肉身，这就是最近几年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文学走的一条“身体”之路。
　　思的贫乏必然引发思想链的断裂，导致了误思、蠢思、思而不得、思而不知、思而不得其详。思想退隐后欲望就走上了前台，这是弗洛伊德为人类找到的东西。欲望是隐含在个体无意识渊薮中的非常内在的东西，如今却被广为发掘成为许多作品的题材。弗洛伊德发现了每个人背后的“猴子尾巴”，揭露了人类在神性和人性之外还有兽性，但对于“欲望“的解读和运用不应该停留于此。古希腊神话中，泰坦罗斯被惩罚站在水中，低头喝水水便退去，伸手摘果果便落水，欲望始终不能达到。欲望代表了当代的政治学，现代性不断挑起、满足和尊重人的欲望，而一旦失控，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但中国文化不是欲望文化，而是和谐文化，抓住机会，超越现有境遇，做些前瞻性的思考，显然是必要的。在弗洛伊德之后，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欲望”本身，而要看到欲望之背后还是个体的人性，把个体问题还原成个体间的问题，进而成为一个群体或者社会的问题，最终变成所谓的世界问题。从欲望到世界，既是空间的拓展，也是精神的升华。
　　今天的大学课堂上很少有人谈世界，如果某位学者教授谈世界、谈人和世界的关系，学生会觉得陌生。如果谈人和社会，同样觉得陌生清高。但要谈个人和群体就可以接受，感到进入一个轻松调侃的语境；如果谈个体，尤其高兴；如果谈欲望，那可能场场爆满。于是许多人假借思想的名义，大谈欲望，在学生中造成高的回头率和点击率，但与此同时真正的思想却悄然隐退。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参加过一个节目。主角是一位十五岁的小女孩，号称当代最有前途的少女作家。当她侃侃而谈，说也许不留神还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我忍不住问她：你的文学究竟想表达什么？在我看来文学有四个层面。如果作家想要表达欲望，而且是欲望的被压抑性，那么他就是一个欲望解放型作家。他如果表达了群体和个体尖锐的冲突，甚至是这个群体假借意识形态而对个体造成戕害，他就是一个政治的反抗者和作家。但他如果进入到社会的大层面，那么他就像托尔斯泰那样是关心人类的命运问题的作家。但最终，大艺术家是关心宇宙，关心它的过去和它的未来，有了悲悯的情怀，才能称为“大艺术家”。而那位小女孩，包括许多女作家，仅仅依靠某天晚上两个小时的写作，不知道宇宙，不关心人类的昨天、前天和未来，仅仅是一个四流作家，怎么可能稍不留神就写出那部悲天悯人的，用女性青春飘谢和时间流逝来隐喻整个人类命运的《红楼梦》？！
　　中国之“思”被还原成了一个要素思想链中断，这是非常可惜的。思想链的中断使得每一个人凭着一条象腿、一根象毛说这就是象本身，这很悲哀。思想如果不合时宜，人们热衷谈个体和欲望，则是另一种沉沦。由诗、思的内在危机走向文化的自省和自信，进而开始自己的文化创新，将会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应如何在纷扰的时代找到自己的方向，并迎接自己的新世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