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从本雅明的19世纪巴黎出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旭东俨然是本雅明的中国代言人。由他翻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90年代先锋知识分子的“识字课本”。今年，张旭东再度翻译本雅明那1000多页的笔记和资料汇编《拱廊计划》，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
　　现任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的张旭东，才40岁出头，但看起来更年轻。11月，记者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新逸夫楼里见到了来沪讲课的张旭东。和张旭东的对话从那本让他暴得大名的译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以下简称《发》）开始。
　　1982年，张旭东考入北大中文系，大四开始翻译本雅明的作品。“当时，刘小枫（时任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副主编）向我推荐了本雅明的《发》。之前，我已翻译了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和《世界图像的时代》。刘小枫说《发》特别值得翻译。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把《发》读完”。
　　1985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到北大讲课。张旭东就《发》的翻译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向杰姆逊请教，杰姆逊特别吃惊，因为本雅明在美国是一个前沿的热点，没想到一个中国本科生已经在翻译这本书了。杰姆逊当即向张旭东发出邀请，问他是否愿意去美国跟他读博士。张旭东婉言谢绝了，因为那时他刚谈起恋爱，而且国内的文化思潮如火如荼，他在国内也算得上是半个文学青年、半个业余哲学家。4年后，当张旭东改变主意，萌发去美国读书的想法后，他写信给杰姆逊。杰姆逊回信说，当然欢迎。于是，张旭东远涉重洋，开始了全新的求索之路。
　　B《外滩画报》
　　Z张旭东
　　译《拱廊计划》是大工程
　　B：你对本雅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的？
　　Z：大四前，我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对本雅明有所了解。80年代文化热中非常热的一点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们与当时的热点讨论话题，如异化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都有关联。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波德莱尔等等西方现代派文学，刚好是当时文学青年们最感兴趣的。怎么批评、理解、阐释现代派文艺在审美和技巧上对我们的震动，以及他们生存意义上的困境，读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容易读懂。当时我们喜欢阿多尔诺、布洛赫、本雅明、马尔库塞。其中，本雅明和阿多尔诺可能是最偏文学的。和具有哲学家一面的阿多尔诺相比，本雅明更为文学化。本雅明不会去研究黑格尔这样的纯粹哲学问题，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文化评论家、文学史家、自由撰稿人。
　　B：现在，《拱廊计划》这本书的翻译进程怎么样了？
　　Z：《拱廊计划》是本雅明的读书笔记和资料汇编，有1000多页。翻译它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我和几个博士生正在美国翻译。
　　华东师大中文系和纽约大学东亚系合办的暑期研讨班，就是以这本书为核心读本，讨论大都会的文化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基本方法、基本概念，从19世纪的巴黎出发来审视21世纪的上海。虽然年代相隔得久远，但有些方法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我们现在处于商品时代，应该如何看待商品？商品对生活空间有怎样的影响？在资本和商品所构造出的这个越来越密不透风的物质世界里，我们回到本雅明的19世纪巴黎，从头探究。
　　都市化与现代性
　　B：本雅明所感受到的震惊首先是感官的震惊，你认为这种震惊和都市化的进程有何关联？
　　Z：这当然很有关。在农村或在传统的世界中，生活都是连续的。经验组织在传统规范之中，一切都是规律性的，有章可循的。大都会里的是陌生人，面对的是陌生人大量的聚集，这里就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工业文明给你带来物质上的震惊、陌生感、自然的退却和消失、速度的加快、空间的压缩。
　　震惊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信息过量，是一种伤害，造成视觉、听觉等感官乃至身体和心灵的伤害。这种伤害淤积后无法排遣，就会变成病灶，抑郁症、精神分裂、异化所有问题应运而生。这本书是从意识层面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从生产出发研究我们被我们的文明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人。在后现代条件下，这一切都已完成，但在本雅明的巴黎，还都是源头。
　　B：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分析纳粹大屠杀的起源，认为现代社会将人变成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正是现代社会将现代文明推向了大屠杀的深渊，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
　　Z：对，欧洲人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以及极权政治下的苦难，都与理性、征服、控制、人与自然的分离等等现代性的基本概念有关。人把自然视作一个掠夺的对象，进而把人类作为工具，近代工业文明就会变成杀人的魔咒。这是本雅明这代人特别沉痛地感受到的：灾难为什么成了常态？为什么人们会去接受它，认为它是正常的？对于他们来说，美国和苏联都不是希望。所以本雅明回过头去研究，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
　　应承认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必然性
　　B：面对本雅明眼中这个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虚无的时代，你觉得还有解决的途径吗？
　　Z：现在来谈解决还为时过早，但我觉得至少人们应该有反思的意识。这就跟鲁迅说的一样：铁屋里的人在昏睡，有几个人醒过来了，可是铁屋子无法打碎。那么你是叫醒他们呢，还是继续昏睡下去？本雅明和鲁迅都谈到了一个觉醒的问题，如何在这个商品拜物教的时代觉醒，这是第一步。
　　至于改造，也不是没有人尝试过。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最血腥最暴力最激进，也最理想主义，很多实验都失败了，但我们就做顺民了吗？人生活在假象中是很幸福的，而生活中、现实中却必须承受丑恶、痛苦和残酷。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告知他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马克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资本、剥削、阶级压迫，将我们从物质的假象中剥离出来，重新审视这个物欲的现实。但如果大家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被商品和资本训练得只喜欢娱乐，像《读书》这样的杂志稍微严肃一点就受不了，那要求他们去了解和理解我们生活的真实现状，就不太可能了。教育也许能打开商品统治的一个缺口，培养他们阅读和批判的兴趣，这样才可能谈得上日后的解决途径。
　　B：大都会是一个流动人口的中转站，本雅明的行文风格也是游移不定的，充满诗意因而是梦幻般的，你觉得他的文风是否也是现代性的产物？
　　Z：因为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梦幻世界。他必须用梦幻世界本身的语言来说话，他不是医生来诊断病人，而是病人自己想从梦中醒过来，这个病人被麻醉了，但还是有可能帮助他以一种马克思或者本雅明的方式来思考。本雅明非常强调辩证法的意象就是梦的意象你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这就有点像马克思说的，假设暴力最激进，也最理想主义，很多实验都失败了，但我们就做顺民了吗？人生活在假象中是很幸福的，而生活中、现实中却必须承受丑恶、痛苦和残酷。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告知他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马克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资本、剥削、阶级压迫，将我们从物质的假象中剥离出来，重新审视这个物欲的现实。但如果大家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被商品和资本训练得只喜欢娱乐，像《读书》这样的杂志稍微严肃一点就受不了，那要求他们去了解和理解我们生活的真实现状，就不太可能了。教育也许能打开商品统治的一个缺口，培养他们阅读和批判的兴趣，这样才可能谈得上日后的解决途径。
　　B：大都会是一个流动人口的中转站，本雅明的行文风格也是游移不定的，充满诗意因而是梦幻般的，你觉得他的文风是否也是现代性的产物？
　　Z：因为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梦幻世界。他必须用梦幻世界本身的语言来说话，他不是医生来诊断病人，而是病人自己想从梦中醒过来，这个病人被麻醉了，但还是有可能帮助他以一种马克思或者本雅明的方式来思考。本雅明非常强调辩证法的意象就是梦的意象你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这就有点像马克思说的，假设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更合理、更理性、更回归自然同时又先进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抛弃掉，回到原始共产主义世界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极致，它自己克服自身的缺点当然也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把生产、技术、人的创造性都发挥出来，才能进入一个理想化的世界。
　　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都应该承认。现在是革命的一个退潮期，以后可能不一定是以暴力革命的形式，也可能仍然以暴力革命的形式，都不明朗。革命对我们这代人的意义是什么？无非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大众参与的方式，剧烈地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很多人提出来，渐进式行不行？改良行不行？因为革命的代价确实很大。当然革命客观上是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革命的意义我们当然要认识，但革命的条件更需要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