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李安的文化诡计

　　谈李安的电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今天，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种不同风格类型的华语电影。一种是李安式的，一种是贾樟柯式的。李安擅长把镜头剪辑得流畅自如，让观众在浏览其作品的时候，仿佛置身于他的电影世界之中去了，而自己则淹没在影院的黑暗之中；贾樟柯则非要把电影剪得凌乱粗糙，一个个镜头被“硬接”在一起，让观众觉得，我们是在看一种类似于家庭DV拍摄出来的东西。我们无法融入到贾樟柯的世界之中，却会强烈地关心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不妨说，李安更擅长故事，贾樟柯更善长现实。
　　这意味着，李安总是能够编织一个迷人的故事，也就总是能够迷人。正因如此，李安的电影更难于让人跳出来对其进行解析评价。李安在电影中掺杂进去的各种观念也就更难被发现。
　　换言之，李安让我们忘记了现实的世界，所以，李安也就更加“危险”。
　　这一次电影《色戒》再一次显示了这种“误读的危险”：人们热衷于把《色戒》的故事看成是一次历史故事的银幕重现，把演员汤唯的六角形额头与当年美女特务郑苹如的容貌进行对比，甚至于把李安镜头里面的上海看成是真实的旧上海，把情欲交织的政治看成是政治本身。李安让我们把想象当成了真实，把怀旧当成了历史。以至于，我们把李安的故事当成了张爱玲的传奇。
　　事实上，电影是不可能完全还原小说的，尽管很多人赞叹李安对张爱玲的还原是如此到位。
　　《色戒》所涉及的“郑苹如事件”有不同的叙述版本。正体叙述中郑苹如“为国牺牲”，小报记者那里她的身世之谜与死亡之谜又被反复炒作。当年张爱玲从纷纭芜杂的众多谈资里面“拯救”出一个女人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今天，李安又把这个故事还给了街谈巷语。这真是一个充满反讽意味的玩笑：张爱玲在郑苹如那里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李安却冒充张爱玲的名义去看那些张爱玲不屑于理会的世界。
　　在电影中，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核心事件被轻巧地修改了：王佳芝看到了那个像鸽子蛋一样的戒指，激动不已；她回头看到老易略带深情地看着他，一瞬间非常感动。她眼里面含着泪水，嘴唇发抖，但是执着地说了一句：“走吧！”老易愣在哪里。王佳芝接着又重复了一遍：走吧
　　有趣的是，小说是这样写这一段的：
　　只有现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这室内小阳台上一灯荧然，映衬着楼下门窗上一片白色的天光。有这印度人在旁边，只有更觉得是他们俩在灯下单独相对，又密切又拘束，还从来没有过。但是就连此刻她也再也不会想到她爱不爱他，而是
　　他不在看她，脸上的微笑有点悲哀。本来以为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那倒还犹可，他的权力与他本人多少是分不开的。对女人，礼也是非送不可的，不过送早了就像是看不起她。明知是这么回事，不让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怃然。
　　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太晚了。
　　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声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王佳芝心里虽然在波动，但是这个“波动”并不是一种感情的波动。所以，她并不是像电影中的王佳芝一样经历了一个“残忍”的内心斗争，并因此“表现”了情爱与信念、体验与现实、爱与恨、情与仇、私人价值与民族大义等等因素在内心里面的挣扎。在小说中，王佳芝是一瞬间有了一种强烈的悲哀的感觉，她没有犹豫、没有挣扎，而是很干脆利落。
　　更有趣的是，小说里面的王佳芝对易先生并没有”爱”，她甚至知道易先生对待欢场女子的手段是什么样子的，知道这个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面的钻戒，不过是他迎合与讨好的一种方式。
　　可是，就是这个“钻戒”，却像一个神一样俯瞰着王佳芝
　　她把那粉红钻戒戴在手上侧过来侧过去地看，与她玫瑰红的指甲油一比，其实不过微红，也不太大，但是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工夫，使人感到惆怅。
　　为什么这个小小的钻戒有这样的魅力呢？那是因为在王佳芝的感觉里面，这个“钻戒”让她领悟到一种尊严和价值，而且，这个尊严和价值不是经由爱国斗争的荣誉感获得的，而是一个女人心中可以体会到的尊严和价值。
　　这个小说其实不是一个关于烈士和汉奸的故事，而是一个在十里洋场里面一个女人内心里面惊心动魄的自我尊严感的故事。王佳芝从事一个神圣的锄奸工作，但是，她却觉得自己在同志的眼里日益不像是一个人了。他们看她的眼光都是异样的，只是因为她和男人睡过了。在张爱玲的心目中，精心设计的政治，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做不了主的那个世俗世情的象征。一方面是内心里面执着的性情，一方面是把人击得粉碎的现代性的碎影流光。在张爱玲19岁写的《天才梦》里，张爱玲这样感叹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上面爬满蚤子。
　　王佳芝遵从一瞬间的体验，而这个体验则是由一枚戒指激发的。在这里，“物”的意义大于了人的意义，对于“物”的凝望和迷恋，凝聚着对自我身心的凝望和迷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戒指称之为“物神”。张爱玲的小说里面充满这样的“物神”。牛奶的泡沫、丹士林的口红、玛瑙的纽扣、晕着岁月的印痕的纸笺、咿咿呀呀的胡琴、旗袍、项链，甚至古铜色皮肤以及幽怨的眼睛，人的柔软和着物的光辉，共同打造张爱玲小说里面那种氤氲缱绻又危机四伏的末日帝国的现代性境况。
　　李安对这个张爱玲的世界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如何用那种王家卫的节奏，塑造现代大众心目中的“旧上海”的韵调，并在这个韵调里面慢慢讲述一个现代人喜欢看的大众文化故事：一个美女特务与捕杀对象的情感纠缠、旧日恋情的仿佛依稀与突然涌起的柔情蜜意、见不得光的偷情与残忍的杀戮
　　在小说中，张爱玲抽空了王佳芝投身到锄奸工作中去的动机。也就是说，张爱玲没有赋予一种召唤王佳芝行动的价值信念。王佳芝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抽空了特定政治境遇的空架子，张爱玲只对这个女人的内心微澜感兴趣；所以，张爱玲坚持从王佳芝的眼睛来叙述这个世界，使得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种种现实活动都被暗中剥离。除了王佳芝，张爱玲把其他人物的性格都扁平化了，就是说，为了不“伤害”王佳芝这个形象的情感色彩，张爱玲淡化了其他人物甚至易先生。
　　而在李安的电影中，李安却重新盘活了这些人物，从而使得王佳芝是遵从一种历史使命的召唤才从事暗杀活动的。这就把人们的想象带进了一个纠缠着政治欲望与身体欲望的矛盾世界之中了。借此，李安巧妙编织了性爱窥视的合理场景。与此同时，李安增加了易先生的心态的种种表达，让这个中年男人经历尴尬而又脆弱、残忍而又激情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大众可以读懂并喜欢读懂的故事版本，而张爱玲的故事则是那样惝恍玄妙，难以破解。
　　李安把电影的叙事节奏做得像王家卫这是大众一致地想象历史的方式；李安把电影的氛围蒙在怀旧的迷离之中这是张爱玲喜欢的一种韵调；李安把窥阴癖张贴到冰冷的男人心灵融化的过程之中这是今天人们想象人性的一种特定方式
　　简而言之，张爱玲把一个曾经是大众文化的故事变成了精英主义的故事；而李安则把一个原本属于经院学者来理解的故事，又“还原”成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故事。
　　其实，“电影”这个东西本来就迷离虚幻，极容易让观众陷入到一种做梦一样的幻觉之中。麦茨曾经追问，“电影”到底在什么地方？银幕上？胶片中？眼睛里面？思维深处？他觉得，电影其实是“不在场”的一种艺术。这意味着，我们常常看不到真正的电影，而只能看到自己的愿望。李安把我们的愿望进行了一次新的视觉编码，我们就借着看张爱玲的方式再一次看到了我们自己。
　　李安的文化诡计，乃构成了今天大片体制电影的一种原则。当然，并不是唯一的原则。好在不是唯一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