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隐蔽的遗产

　　最近，法国最顶尖的培养高级官僚的巴黎政治学院决定，今年秋起每年接受三十名来自贫困边缘地区推荐入学的高中毕业生。这些地区的居民70以上是非洲裔或阿拉伯裔的少数民族。
　　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对这些贫困家庭出身的优秀学生提供一种补偿教育，发掘多样化的人才。巴黎政治学院入学考试十分严格，特别注重传统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等科目的成绩，而这类科目的成绩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所以，巴黎政治学院出身于高级白领及律师、医生等自由职业富裕家庭的学生占了全部学生80以上，远高于一般的大学（据一九九七年调查统计，一般大学中出身此阶层的学生为45左右）。这一决定很快遭到学生团体的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不参加统一入学考试，推荐入学违反了平等、公平的原则，会使文凭贬值。为此，法国教育部长朗格甚至表示即使是通过立法手段也要保证这一改革实施。
　　读到这条新闻，我不禁想起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和派斯隆合写的两部旧著《继承者》（1964年）和《再生产》（1970年）。至今欧美教育社会学界在作研究史回顾时，总要提及这两部名著中提出的“再生产”理论的独树一帜的业绩。
　　布迪厄早年从事民族学研究。六十年代他在研究阿尔及利亚阿尔思山区卡皮尔族的前近代社会群体时，注意到这么一个社会现象：某社会阶层群体在很长历史阶段中能几代人保持继承一种有利的社会地位，即使在工业化的法国社会中这种现象也尚未退出历史舞台。1960年代又是个激荡的时代，东西方冷战对峙，各国校园内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在美国，由种族差别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成了社会的焦点；在欧洲，阶级制明显的双轨制学校体系受到了挑战。欧美教育社会学界研究的热点也转移到阶级、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各种社会问题上来了。布迪厄的研究也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经历了1968年5月校园革命的法国，明显的等级制的规定业已被取消，公立学校免除学费，取得毕业会考合格证书的高中毕业生不用考试都可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即使如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师这种超一流的精英学校仍有严格的入学考试，但除了能力（考试成绩）以外所有的不平等的限制都被取消了，形式上高等教育已对所有的阶层开放。这些改革带来的大学入学率的上升，被许多人称为教育民主化的成果。布迪厄却不以为然，他第一个对教育民主化的结果提出疑问。教育民主化后，下层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的增加幅度未达10，而上层社会阶层出身学生的入学率从53增加到70，大学入学的出身阶层格差反而扩大。布迪厄认为所谓入学民主化，仅是原社会结构中少数下层阶层子女社会地位上升，而整个社会结构只是呈现一种弹性化而无本质改变。所谓机会均等只不过是停留在经济领域中的改良。如果真在经济领域中达到机会均等的话，那么为什么占总就业人口44的下层工农阶层子女仅占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的8。3呢？为了回答这一疑问，布迪厄与派斯隆拿出了他们在教育社会学研究史上被公认的力作《再生产》，成了自成一体的范例，与英国学者荣格（M。Young）的《知识与统治》一书提出的知识社会中学校教育是知识传授、分配的机构的观点合流，被学界称作“新教育社会学”。
　　布迪厄、派斯隆以“资本”概念为突破口批判传统经济学理论。他们认为，传统经济学只把“资本”限定为经济资本，但是，“资本”有两种属性：一是积累的可能性；二是转变为其他状态资本的可能性。所以，货币和财产只不过是经济资本的一种形态。学历、知识、教养等“文化”乃至“社会关系”也是可以一边自我增值、一边产生新的经济利益的资本。比如，剧场、音乐厅的入场券，具有一般经济能力的人都能买得起，但是，现实生活中能享受这类高雅艺术欣赏乐趣的只限于一小部分社会阶层成员。如果不理解古典音乐、剧作的话，就不能享受到艺术欣赏的乐趣。这些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实际上也是一种可以活用、再生产的文化资本。拥有这资本的阶层成员也可以隐蔽地把它投入到接受、完成学校教育的“工程”中去，使自己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表面上看来，在公立教育制度下，基于平等主义、能力主义，学习成绩似乎不直接反映学生出身阶层，而且毕业后出路由成绩决定也不是由阶层来左右的。但是，高级白领、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家庭世代所积累的是“正统”文化，前述古典音乐、剧作就是正统文化，诸如流行歌曲、通俗小说是和正统文化有相当距离的社会文化。而学校传授的文化正是前者。上层社会阶层出身学生在家庭中耳濡目染，在无形的熏陶中继承了，正统文化，由此具有的能力也是一种变相的资本。首先，这种文化资本可以转换成学历，再由学历资本产生出经济利益。布迪厄把这一过程称作文化的社会阶层“再生产”。他认为这种文化资本是通过家庭生活渗透到下一代头脑中去的，是以“身体化”的形态出现的，在学校教育系统中又被学历、文凭制度化了。他又把这一过程称为“巧妙的隐蔽的迂回战略”。文化作为一种能力被继承，与财产、货币、贵族头衔继承不一样，不是一下子可以得到、继承下来的，要在相当长的年月内才能完成这种转化和继承。
　　而不属于上层社会家庭出身的学生处于一种劣势地位，往往在学历考试这一筛选装置中被淘汰了。甚至自己望而生畏而退出这一不公平的竞争。即使他们侥幸进入高等学府，大多也是选择与自己出身家庭的文化有“亲缘”关系的专业、学科，将来从事的职业的社会地位、收入大多低于前者。布迪厄等把非上层社会阶层出身而在学校教育体系中习得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称为学者（doctes），把自幼在家庭中无意识地体验并掌握传统文化、上层阶层出身并取得高学历者称为社交家（mondains）。前者只不过是学历贵族，惟一资本是学历，不能像后者那样可以把学历资本和文化资本增殖数倍。布迪厄自身虽是毕业于精英学校，但他出身于法国西南部小镇贝阿隆的一个邮局职员家庭，属社会中间偏下阶层，因为勤奋、聪颖最后跻身宝塔尖的精英队伍之中。他入校后发现周围同学像自己这样出身于地方中下阶层者极少，而学校所授文化与自己家庭中渲染的“习惯行为”相去甚远。所以，他感到低微出身者要作出更多的努力，这是因为“先天不足”带来的“缺陷”，这种矛盾又痛苦的感觉在被上层社会文化同化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强烈起来。
　　布迪厄认为在这种文化再生产向社会再生产的转换过程中，文化资本被巧妙地渗入到学校教育体系、经济体系中去。在转化过程中，不仅与资本总量大小有关，还取决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结构比例。与体力劳动者相比，企业家与大学教授资本总量大。但是，企业家与大学教授相比，前者所持资本中经济资本比例大，而后者文化资本比例大。教育系统仅是具有知识、能力的教师、艺术家、科学家活跃的场所，布迪厄把这教育系统称为A领域。而企业家所在的B领域是一个由经济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混合而成的经济系统。在A领域有一个与学历资本有关的被严密规则化的人才市场；在B领域有一个学历与社会地位关系暧昧的人才市场，起中间媒介作用的是“社会关系资本”。所以，文化资本所有者中许多人从事相对清贫的教师这类职业。因为文化资本不直接等同于经济资本，所以学校教育系统能正当地保持相对自律性（独立性），但这自律性却又是文化再生产的基础。换言之，这自律性最终又是一种从属性，它决定对那些仅持有知识、文化资本者的取舍，起一种甄别、筛选的作用，故学历资本的有效性是有极限的。比如，医生、律师，是以学历为前提的职业，但要在这职业基础上取得更高社会地位的话（比如医院院长、律师协会会长等职务），还须得到经济界精英群体的支持，还得依靠经济资本、社会关系资本。他作了一个比喻：文化资本、学历资本的实际效益犹如石油蕴藏量，并不能决定GNP，只是一种可能活用的资源，有其可以利用的价值，也是一种无意识中继承下来的东西。如果有意识活用，如何提高其转换效率有待资本持有者的具体实践。所以，他在后来的著作《实践感觉》（1980年）中把与被“身体化”了文化资本难以割断的这种“习惯行为”定义为一种特定“实践”，这种“实践”是被动和能动表里一体化。但是，他又认为在特定生活环境下也可以获得别的生活环境的“习惯行为”。他把文化资本看作是资源而不是行为的原因。
　　《继承者》可以说是《再生产》诞生前的序曲，是一部纯属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小册子，关于法国大学生阶层分布各种统计、分析的数据约占全书一半篇幅。这书中他已使用“习惯行为”这个术语（practice或agency），认为“习惯行为”，即个人在两元文化社会中的社会行为具有两重性，对个人来说是内在的习惯行为。个人内在习惯行为经常会因“自知之明”的想法把客观机会放弃或排除，并把这种“自知之明”作为一种当然的事情、常识而正当化。书中举了两个例子。在法国，文化资本弱势群体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主观欲求的程度比客观可能性低，因而放弃升学努力或进了大学后出现一种“流放”现象选择将来出路差、社会地位、收入低的冷门专业。往往是选择文学院、理学院而放弃医学院、法学院等热门专业。与此相反，上层社会家庭出身的高中生都把目标指向医学院、法学院。其中一些成绩不很优秀的出于无奈把文学院、理学院作为一种垫底的“避难所”，因为上大学在他们潜意识中是一种“社会义务”，而他们却又缺乏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只好栖身于冷门专业。即使如此，这些上层阶层出身的大学生大多喜欢选修“神话学”等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纯文化的人文课程。这种倾向是文化资本优越感的心理结果。
　　《继承者》的开首，布迪厄就愤懑地指出法国高等教育中占全体学生比例最高的学生的出身社会阶层，却是全体就业人口所占比例最低的上层社会的群体。农家出身子女只有不到1能上大学，高级白领阶层子女70能接受高等教育，法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起着对弱势群体的排斥作用，以一种隐蔽的不平等、一种不易发觉的不平等把下层社会家庭出身集中到一些冷门专业中去。今天法国农家出身子女大学入学率达2。5，工人子女有12。5能上大学，企业家、高级白领家庭出身者仍高达44（布迪厄等1964年统计的数据是80），与30多年前相比，工农子女受教育机会有了相对增加。但是，如本文开头所述，宝塔尖顶上精英学校的门户仍开得很窄对下层社会家庭出身子女来说。布厄迪后来又补充了一个“变形再生产”的概念。比如，一个小店铺主的儿子通过上大学成了一名小学教师，这种社会移动可叫做“变形再生产”。这个小店铺主年轻时曾有志当教师，因家境贫寒未能如愿。他一边勤恳经营小店，一边经常有意无意之间讲起青年时理想失落的遗憾。儿子继承了父亲勤恳的品性又考虑到补偿父亲未竟的心愿，选择了小学教师的职业。这不是一种纯粹的自主选择，属于一种变形的文化再生产。
　　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不寂寞。首先遥相呼应的是英国社会语言学家伯恩斯坦（B。Bernstein）和教育社会学家威廉斯（P。Willis）。和法国一样，英国社会也因为具有明显的阶层化的传统，故1960年代文化与社会阶层的课题研究成果已有相当积累。如R。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958年）、M。荣格《精英教育的兴盛》（1958年）、B。杰克逊《教育与工人阶级》（1962年）、R。霍根达《读写能力的功能》（1964年）等等。不仅学术领域，D。H。劳伦斯的许多小说也都触及这一社会问题。包括劳伦斯在内许多下层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以接受高等教育为中介进入中上层社会阶层的，他们都体验过处在两种不同阶层文化夹缝中尴尬的痛苦。
　　伯恩斯坦的方法论是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他在论文《社会阶层、语言、社会化》（1971年）及后来的《阶层符号的控制》（1977年）中，把中产阶级言语结构中许多抽象表达看作是一种“精密符号（elaboratedcode）”，而工人阶层言语结构中许多省略表达则是“限定符号（restrictedcode）”，不在特定语言环境中很难理解。他认为“符号”可以和实体化的“文化”替换来说明为什么工人阶层教育程度低下的原因。即工人子女因父母语言使用中缺乏“精密符号”而学校教育使用的却是“精密符号”，所以工人子女明显处于一种不利地位。加上家长对子女期望值低又影响子女受教育的年数、程度，形成了阶层再生产的循环。
　　威廉斯则详细深入采访了哈马塔瓦工人居住区几所中学的工人子弟自然形成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有着共同文化特征：崇尚肉体健美与力量、大男子主义又以女性保护者自居、贬视学校文化为一种文绉绉的文化、对抗教师的权威等等，
　　显示出一种对社会权威反叛的学生文化。这种学生文化因为学校教育筛选功能，又堕入文化再生产的循环。这种群体成员大多放弃升学机会，从事和父辈一样的体力劳动。当他们开始从事艰苦体力劳动时，已知道自己职业选择的失败。但是，按理说每一代父辈都不愿让子女重蹈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生失败，为何他们不把自己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下一代呢？威廉斯的答案是：父辈们如果这么做的话，等于否定了自己，将会失去在家庭中做父亲的威信！他在详实追踪采访基础上写出了名著《从学生到工人》（LearningtoLabourHowworkingclasskidsgetworkingclassjobs，1977）。
　　在北美则有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鲍尔斯的研究论文《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分工的再生产》（1971年）一文问世。鲍尔斯认为美国社会的学校教育系统具有维持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功能，学校教育中阶级不平等源自各阶层下位文化，阶层下位文化在社会分工中起着重要功能。下位文化包括价值观、同一性、期待等内涵，通过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向下一代传达。而学校教育由上层社会掌握了资源分配、教育目标制定、学生评价原则确定诸标准的权力，再生产能长期维持下去。1960年代中，在马丁路德金等领导的民权运动推动下，约翰逊政府为了黑人就业、生活状态的改善，对黑人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等实施补偿教育政策，强化对黑人社区学校投资。结果补偿教育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为了追究教育机会不均等原因，围绕形式平等、实质平等、选择学校权利等问题，美国教育学界展开了一场大论争，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曾为论争中屡受引用的理论著作。这场论争持续到1970年代才逐渐冷落下来。1975年鲍尔斯与金蒂斯合作的名著《学校教育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出版。这部著作也在20世纪教育社会学研究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1980年代鲍尔斯论著传人中国，一九九。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中文版，译者把书名译成《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但以后似乎此书和布迪厄的著作一样，对中国学界未曾有什么影响。去年笔者曾在一所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书库的尘埃中找到它，它一直处在植物人状态，我有幸成了第一位读者。30多年来，欧美各国教育社会学者为了验证再生产理论作过许多实证研究因不同社会形态、历史时期，得出结论不尽相同，见仁见智。但是，若从本文开头所述法国高等教育现状来看，至少在法国、在相当长一段历史阶段内，再生产理论还有一定的说服力。
　　（PierreBourdieuetJeanClandePasseron，LESHERITIERS，，lesetudiantsetlaculture，EditionsdeMinuit，1964；LAREPRODUCTION，elementspourunetheoriepourunetheoriedusystemedenseignement，EditionsdeMinuit，1970
　　初出：《读书》200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