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对苏联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思考

　　今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0周年纪念日。笔者写作本文时，还无法预测人们将会怎样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不过这些年来，国际进步舆论界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评论。许多人认为这里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近因也有远因。从根本上说，苏联建国几十年，一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切实提高；二是没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专擅，群众受压。这两个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满，可又未能正确解决，终于导致覆舟之祸。当然，这种反思尚未终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从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大挫折中领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训。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苏联人民曾经创建了宏大的社会主义新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活跃着几十万热爱祖国、忠于职守、富于献身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尤其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闻作品团结和鼓舞人民，为战胜法西斯入侵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又以自己的劳动，恢复并建立起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新闻网络。这种网络以党的机关报（台）为核心，包括众多的专业报（台），从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级层层办报（台），形成上尖下宽的金字塔形结构。截止1986年，全苏已有各类报纸8000多家；其中日报713种，期发一亿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这样宏大的苏联新闻业体系，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内，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哗啦啦似大厦倾覆般地迅速瓦解。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再没有以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了。原先的党报纷纷改成民营的独立报纸，艰难地自筹资金，惨淡经营；其它他专业报更是在市场经济中颠簸挣扎，各奔前程。几份全国性的机关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在改为同仁报纸以后，影响和地位固然远非昔比，发行量也只有当年的一个零头，由一、二千万份降为几十万、一百多万份。这一切当然都不足怪，旧的新闻业体系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世界新闻业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是报业生存的基础，政治是报业生存的条件，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支持并制约着特定的报业的生存和发展。苏联新闻业的瓦解只是再次证明了这一历史规律而已。但是，世界新闻业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报业并不总是被动地受制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它往往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这种反作用力有时还是十分强大的。且不说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时期报业在摧毁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作用，就说在既定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之中，报业也常常会以自己的反作用力，促使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种种变化或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潮流。本世纪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新闻界带动社会舆论，扫除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弊端、障碍或危机，使之不至于发展为危及根本政治制度的爆炸性局面，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有的是阻止执政当局某些不得人心的政策的实施，有的是制止违背民意的某项条约的签订，有的是把营私舞弊的官员赶下台，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新闻业对政治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对于及时调整政治运作，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长治久安，实在是大为有益的。可是苏联新闻业在几十年的历程中从来没有可能做到这点，结果只好与生长它的母体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共存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苏联新闻业的这种悲剧命运当然并非偶然，这是由它的基本体制所决定的。自从列宁去世以后，苏联新闻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一样，逐步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高度封闭的体制。在这里媒介完全工具化、报道完全宣传化、言论完全统一化、领导完全集权化。新闻媒介是执政当局的驯服工具，完全按照当局的长官意志行事，报道内容视当局的需要而定，言论刊发一律传达当局的声音，媒介的自主权利被限制到最小程度。这种体制在执政当局的路线政策正确的时候，尤其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武装起义、国内战今和卫国战争时期），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就极大地限制了新闻业在社会生活中的正常功能，一旦执政当局脱离群众、执行错误路线的时候，它就只能为错误路线推波助澜，使执政者在背离人民利益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而无可挽回了。
　　众所周知，新闻事业作为社会大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其中包括信息功能、舆论功能、宣传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广告功能等。这些功能的正常发挥，就使它能在整个社会的运行中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一旦这些功能特别是它的基本功能受到抑制、损害或扭曲，它就不仅不能对社会运行发挥调节作用，而且会给社会带来重大的损害。
　　传播新闻、提供信息，这是新闻媒介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功能，它是社会成员（个人或团体）及时了解周围环境、正确地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保证。可是在封闭式的苏联新闻体制下，新闻媒介的信息功能长期受到压抑或扭曲。新闻媒介习惯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对于发生在国内外的重要新闻是否向公众发布，完全取决于执政当局的政治需要，只要被视为对它不利的信息，一概秘而不宣。于是苏联公众闭目塞听，许多事情被蒙在鼓里，无法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并作出反应，当然更谈不上据此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他们不知道苏联坦克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镇压，不知道苏军在阿富汗的惨重伤亡，不知道国内发生的民族反抗、厂矿罢工、农民闹事，甚至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犯罪事件、天灾人祸都不许见报。从1968年起担任过《真理报》20多年副总编和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在苏联解体后所写的回忆录里曾经写道：报纸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信息，然后让人们自己去辨别是非真伪，可是，《真理报》并不总是能够这样做。我们往往不得不按我们主人的曲谱来演奏，虽然我们笔下写的全是‘莺歌燕舞，但我们心里却极为不安。我们常会感到我们写的这些东西，客气点说是脱离实际。但是我们却束手无策，只能沉默，同时又忧心忡忡。当时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曾私下议论说：总有一天工人阶级要为此而同我们算总账的。可见当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的人，也预感到一味粉饰太平未必真能维持太平、一味掩盖矛盾只会使矛盾愈积愈深。可是深陷于特定的新闻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矛盾爆发的这一天的到来而无所作为。
　　反映民情民意、提供批评监督的论坛，这是新闻媒介又一个重要功能。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报刊尚且能在特定的法制框架里实现这一功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更应该充分做到这一点，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本来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苏联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劳动人民享有完全的言论出版自由。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说过：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当时俄共领导十分重视在报刊上反映民意、加强舆论监督，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刊工作的决议就曾明确规定：揭露、批评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是党和苏维埃报刊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可是这些主张和决议在斯大林执政以后实际上并未得到贯彻实行。斯大林有个重要的观点，认为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党内外不同意见的讨论、报刊上不同意见的发表日益受到限制，从中央到地方日益以党的利益为口实压制形式上的民主，于是专横独断盛行，新闻媒介上只剩下一个调子、一种声音，舆论完全一律。更有甚者，从20年代后期起，苏联新闻媒介秉承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层的旨意，大张旗鼓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指名道姓，无限上纲，批判的对象涉及整个文化界、知识界，以后又发展为全民肃反，使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干部遭到逮捕、监禁或杀害，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就这样，苏联新闻媒介日益背离了反映民意的职责，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不仅未能制约或帮助纠正执政当局的错误路线和政策，而且成了错误路线的帮凶。前面提到的那位阿法纳西耶夫在回忆录中谈起他在七、八十年代曾经试图对党内不良现象开展一些批评。当时改革的思潮正在涌动，但他不敢触动最高领导层，只是对州委书记和部长们作过一些批评。即使这样他也是步履维艰、处处碰壁，因为这种批评的级别已经不算低了。他感慨万分地说：如果这些工作能够如愿以偿地做下去，那么伟大的苏联，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强国之一，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三极之一，就会存在下去，而不致于崩溃瓦解。真是多么可悲，多么无奈！
　　那末，苏联这种高度集中封闭的新闻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么？显然不是。尽管它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出现的，但是它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新闻思想实在很少共同之处。关于这一点，需要有专文探讨论述，这里限于篇幅只能稍有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办过不少报刊，还曾指导过许多革命报刊，包括十九世纪后期在德国和西欧出现的无产阶级党报。他们十分强调无产阶级党报应该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贯彻党的决议和方针，他们亲手创办的《新菜茵报》便是这方面的光辉榜样。与此同时，他们又十分重视保持党内和工人运动内部的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1889年丹麦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特利尔因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政策而被开除出党，恩格斯在写给他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1885年，当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议会党团准备给俾斯麦政府提出的航运津贴法案投赞成票时，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反映党内多数党员的意见对议会党团（当时党的实际领导机构）提出批评。恩格斯明确支持报纸编辑部的立场，认为报纸有权把它（指议会党团引者注）的行动交给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去进行批评。1891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发表了马克思生前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党的领导人对此十分恼怒，责令《新时代》编辑部作出检查。恩格斯为此致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批评说：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当时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内务大臣引者注）有什么区别呢？他奉劝党的领导人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与此同时，他在写给《新时代》主编的信中又告诫说：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至于列宁，他在1905年提出了报纸的党性原则，认为党的报纸应该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几乎在同时，他也多次强调党的报刊在保持行动一致的前提下，有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党报要如实反映群众的批评意见，甚至要多写工人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满，他们的疑虑、需要、抗议等等。十月革命初期，尽管阶级斗争激烈紧张，但他还是明确认为：在新的秩序确立之后，政府对报刊的各种干预将被取消。到那时，报刊将按照这方面所规定的最广泛、最进步的法律，在对法院负责的范围内享有充分自由。在随后的新经济政策期间，他已开始实施放宽报刊出版的政策、允许民办报刊存在，可惜这一进程由于他过早去世而被中断了。如此看来，苏联当年那种高度集中封闭的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新闻思想的必然发展，正好相反，它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新闻思想的背离，或者说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一种异化而已。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消失了，但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壮举，始终在人类历史上闪耀着光辉，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吸取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更加壮阔地发展下去。全世界进步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也必将以史为鉴，应该也有可能避免苏联新闻业的悲剧命运，给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以真正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注：
　　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167页。
　　《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85页。
　　《斯大林论报刊》，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38页。
　　同，第205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页。
　　同上，第491页。
　　同上，第516517页。
　　同，第268页。
　　同上，第230页。
　　同上，第619页。
　　（本文原载〈新闻传播〉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