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乞丐的话说出了恐怖的生活

　　在国外那几天没事，读了不少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地震的报道，突然想起90年前卡夫卡写过的一篇荒诞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小说的叙事者“我”，一位中国的南方人，像许许多多的天朝百姓那样，在“苍穹几乎遮盖不了”的土地上修筑帝国的城墙。为如此广大的帝国修筑一座围墙，工程已浩大到超越任何一个个人的努力与想像。无数岁月里无数代人，永远激情澎湃，像蚂蚁那样劳动，毫无迟疑地牺牲，究竟是因为什么？那种将个人微弱的力量统一在一起的令人敬畏的、难以捉摸又难以抗拒的、坚定如一又变幻无常的集体意志，是令人羡慕，还是令人恐惧？
　　这种心态耐人寻味。卡夫卡的想象与困惑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始终对东方奇迹般的“集体主义”感到吃惊。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举国之力抗震救灾，无数解放军战士、无数灾区民众、无数志愿者、捐献人，表现出的赈灾壮举，再次让西方人看到那种东方式的、可敬又可怕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注意到西方媒体关于四川地震的报道，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最初关于“事实”的描述，其中多表现出道德意义上的同情；二是关于“意义”的反思，道德意义上的同情淡化，文化反思出现，他们开始关注中国救灾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热情；三是意识形态性宣传，在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热情中，他们发现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壁垒与中国威胁的阴影。
　　起初他们感动，既而开始反思，最后竟然发现恐惧。在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我们总结出这三类反应。首先是感动。不论是CNN关于那位可敬的书记的感人事迹的报道，还是《时代》称赞“中国社会在救灾过程中显示出了高度的文明”，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人表现出的大勇无畏大爱无私，都让西方人看到了“人类精神最光辉灿烂的一面”。这种反应的精神基础是伦理意义，是人道主义与普世道德。像伏尔泰所理想的那样，世间原本只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没有法国人与中国人的区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像当年歌德所说的，人类不同民族在情感与人性深处是相通的。
　　这是最初的、直接的、纯粹情感性的反应。所谓“深度报道”尚未开始。如果有人在集体抒情的浪潮之外，进一步追问，那种面对灾难的无畏，面对他人的无我，究竟是因为勇敢还是懦弱，人道还是不人道？这种动人的壮举在哲学或文化价值上的意义是什么？困惑就开始出现了。西方人注意到一种令人震惊的集体主义激情，正通过抗震救灾运动席卷中国。这种激情的起点是高尚的道德意义上的利他主义与自我牺牲主义，而终点可能是危险的政治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与集权主义。
　　我们注意到西方媒体关于四川地震最初的赞美之后，开始出现“深度的怀疑”。这种怀疑主要集中在抗震救灾运动的集体主义激情上。集体主义激情在本质上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础相矛盾，同时也唤起了西方传统的中国形象记忆。启蒙思想家奠定的西方现代文明价值基础强调个人，主张个人价值优先于群体，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价值。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绝对的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任何要为他人或汇集他人之名的集体牺牲个人的提法或主义，都是骗局。这是个被追问的哲学或文化价值的问题。如果每一个人都为他人牺牲，那么谁又是那个他人呢？如果每一个人都为他人的利益自我牺牲，个人最终变成牺牲品，那么谁来享用这种牺牲呢？如果他人成为空洞的集体，这一集体的名义是否可能被窃取？
　　西方现代文化在确认个人主义价值基础的同时，也开始在东方与古代寻找排斥性的“他者”。他们认为，集体主义道德为集权主义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西方现代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东方野蛮的专制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从波斯帝国到中华帝国的专制君主，总是别有用心地将暴政建立在民众无条件的自我牺牲精神上。而这种暴政的合法性总与巨大的灾难与巨大的运动相关，比如说治水。因为面对巨大的灾难，组织巨大的运动，都需要“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指挥中心”，于是，专制帝国的不可思议的权力及其暴政就出现了。
　　巨大的灾难与抗灾的努力，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强大，但未必能让我们的思想强大。分析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关键不是看他们怎么说，而是揭示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其知识与价值的背景或根据是什么。在西方现代文化无意识中，集体的力量有洪水猛兽排山倒海的强大，这种力量既可能创造奇迹，也可能摧毁人。个人在集体激情运动中的高尚表现，往往不是因为无私与勇敢，而是因为无知与恐惧。个人意识不到个人的价值，仍在蒙昧中无谓地牺牲；巨大的灾难带来的恐惧难以承受更无法担当，懦弱恐惧的个人只能逃避到貌似高尚勇敢的集体主义中，寻求庇护与安全。
　　伦理区分善恶，政治区分敌我。普遍人性是普世人道主义的基础，在伦理道德层面使用它是高尚的，但在政治哲学上使用它则是幼稚的。当西方媒体开始在集体主义与集权主义意义上讨论中国抗震救灾事件时，这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伦理，也不仅是哲学与文化问题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哲学认为集体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都将导致集权主义而所有的政治集权主义都以模糊的道德集体主义为基础。
　　西方在中国强大的抗震救灾运动中，看到集体主义与集权主义的强大，也看到这种强大中蕴涵的“中国威胁”。雷蒙阿隆曾区分过三种不同的敌我意识，一是绝对敌我，二是政治敌我，三是价值敌我。绝对敌我表示一种似是而非的天生的憎恨，政治敌我的憎恨则是由一些具体的政治冲突与争端造成的，而价值敌我产生自伦理价值方面的差异。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壁垒势必让西方将中国当作威胁。这种威胁有伦理道德意义上的，有文化价值意义上的，但更多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在抗震救灾的运动中表现出的那种洪流般的集体主义激情，可以让人战胜灾害、忘记痛苦，也可以转化为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力量，挑战西方霸权。
　　我们知道，西方人在西方、在西方的知识与价值体系中看中国，很难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的集体主义激情。那种由无数个人汇集起来的排山倒海的力量，修筑巴别塔、金字塔、万里长城的力量，究竟是怎样被调动的？人的天性像尘埃，是什么集体意志将个人组织在一次“伟大的工程”中，让他们感到自豪与兴奋，甚至体悟到生命的意义，勇于牺牲？是什么领袖的魅力，时而暴虐无常时而又和蔼可亲，让个人“深怀失望，又充满希望”，在顺从中获得自由，又在屈辱中感到尊重？《万里长城建造时》没有写完，卡夫卡在想象的尽头发现荒诞。
　　可是，如果西方很难理解中国，中国就可以理解西方吗？面对西方媒体上出现的三类反应或意见，我们不能只看他们说什么，还应该设法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了解他们面对中国、言说中国的知识与想象背景。简单反应，忽而喜悦忽而愤怒，幼稚的诅咒与欢呼，冲动的对立与敌意，都难以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和平的生活。在日渐全球化的时代，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不再是地理的，而是心理的。
　　最后，问题是我们就真能够理解自己吗？灾难降临的那一刻，我们可能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危浅与卑微，但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运动卷起的激情，很快就淹没了触及人性的沉痛，代之而起的是集体的狂奋。激情澎湃的人们为“兴邦”忘记了“多难”；为了“万众一心”忘记了“人各有志”；为了集体抒情忘记了个人思想；为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忘记了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卡夫卡发现荒诞的地方正是思想无法进行的地方。太令人困惑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一旦有所依托有所尊崇，不管是集体还是皇帝，“我们的生活就颇为自由，无拘无束。但这并不是不道德，在我所走过的地方我几乎从未遇到过比我的家乡更为纯洁的道德”因为“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来深深打进人们头脑的信条奉为崇山，高高地围绕着它们起伏波动，这些信条虽然没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烟雾弥漫中，它们也是永远模糊不清的”。如果有一天有某人说出与大家不一致的话，我们就毫不留情地赶走他，于是，“大家开了心，并且跑回去享受美好的节日。古老的事情早已听到过，昔日的伤痛早已消弭。记得在我看来虽然乞丐的话无可辩驳地说出了恐怖的生活，但大家却笑着直摇头，什么也不愿听。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这样来抹杀今天的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