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中文系与写作

　　中国大学中文系几十年一贯的教学模式终于有人提出了质疑，而且那人就是位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陈平原的《“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使人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不过在我看来，他的改革主张还可以更大胆些。陈文指出，中文系的教学本可以有知识、趣味、技能三大选择，而近百年来我们的中文系一直是以单纯传授知识的文学通史为核心。他提议压缩通史课程，让学生有选择地深入阅读、咀嚼作品，以培养趣味，增强鉴赏能力。这个倡议十分重要，但我却还不够满足。为什么写作的技能就一定不能进入大学课程呢？
　　陈文引用了前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那句“广泛流传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其理由是：“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此话固然不错，然而问题是，这个结论指的只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情况，那时候全世界总共只有多少大学？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大学教育的扩大，特别是西方通识文理教育（liberalartseducation）的普及，事实上已经越来越难找到没有上过大学的重要作家了。中国被文革耽误的那一代自然是个例外，但即便是那一代里也有许多人上了大学。如果因为过去的作家没在中文系学过写作就断言作家不用教，那就好象在说，办那么多军事院校干吗？当年南征北战的将军有几个是院校教出来的？
　　陈平原对中文系这一模式之起因的分析其实颇有见地：上世纪初中国新建的大学中文系将重心从传统国学中偏重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乃受到讲究科学方法的西学的影响。但此一时，彼一时，当今的“西学”早已不再局限于历史研究了，文科的“科学方法”固然要体现在知识积累当中，但也少不了实践。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都有各自的实验基地，而文学的实践可以就是写作。西方大学文学系开设创作课程早已是普遍现象。1989年到1999年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四所大学任教十年，教过普及型的公立大学，也教过研究型的公立、私立大学，还有所谓贵族式的私立大学，所见情况莫不如此。虽然我教的是戏剧系而不是英文系，但这两个系都教文学艺术，课程常有交叉，如“莎士比亚”和“现代戏剧”等课是两系都要开的，我常教的“戏剧创作”课中总会有英文系的学生。有的大学英文系自己也有教授教剧作，当然更多的是其它门类的创作课程，如诗歌、小说，有的甚至还有传记、科幻写作等等。各种写作课的教材出了无数。学术地位再高的大学也都有文学创作课，执教者中还有索尔贝娄（小说家，芝加哥大学）、通妮莫瑞森（小说家，普林斯顿大学）、戴瑞克沃考克（剧作家，波士顿大学）和约瑟夫布洛斯基（诗人，布兰戴斯大学，已故）这些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终身教授。这些“技能”课并非只是知识课的补充，让学生尝尝创作的味道而已，学生完全可以选择文学创作为本科专业，甚至毕业后还可以继续深造，再读三年，得一个创作艺术硕士（MFAMasterofFineArts，这是比只需读一年或两年的一般硕士MA更高的所谓“终极学位”，和博士一样可应聘大学教职）。聂华苓夫妇主持的那个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讲习班在中国甚为知名，其基地就是一个常年开设的的创作艺术硕士课程部（MFAPrograminCreativeWriting）。
　　北美大学里文学创作课程的发展缘于近半个世纪来社会上两个重要的变化：大学的普及和写作市场需求的扩大。记得中国在文革中曾有过一个引人笑话的乌托邦口号，“大学大学，大家来学，”这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基本上成为现实。既然那么多人都能上大学，文学系又总是文科各系中最大的系，难道社会需要那么多文学史研究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写作者的需求量却随着出版业、大众媒体以及各行各业公关市场的急剧发展而大大增加了。中文里的“作家”这个词限定得很严，只能指搞艺术创作的文学家，而英文的writer就开放得多，更接近于老舍出于自谦而杜撰的那个“写家”，既可指象牙塔中的作家，亦可指为人操刀的写手，没有任何情感的褒贬。在文学系学过创作的大学生硕士生自然未必都能成为有成就的作家，但至少可以是称职的甚至比较优秀的写家，有很多人白天是给别人做事的写手，晚上就是自由的作家。至于那些成功的作家，有些在上大学之初本来并不知道自己具备文学才能，但大学自由选课的体制和文学系开设的创作课程，鼓励学生做出各种尝试发掘自己的潜力，并最终把一部分人引上了文学之路。
　　近年来中国的大学也在不断扩招，中文系来了那么多学生，都让他们学些什么呢？与此同时，出版业和媒体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公关业从无到有，已经遍地开花，这都给“码字”的写家创造了极大的市场。事实上，坚守文学史为主、批评为辅这个纯学术的中文系既定方针已经越来越不现实。包括一些名牌大学在内的许多大学中文系早已开出了教授应用文写作的文秘专业，似乎也并没怎么损害学校的声誉，那么，为什么作为艺术门类的小说、诗歌、散文、影剧的创作却总是不能进入中文系的正式课程呢？有时看到零星报道，某大学聘请某名作家前去任教，却总伴随着“正规学者”的异议，如金庸和贾平凹都曾被有身份的教授视为学问还够不上门槛。其实问题根本不在于他们的“学问够不够”，应该问的是：如果有人可以因研究金庸贾平凹的小说而写出论文评为教授，得到讲台上的话语权，为什么金庸与贾平凹们偏偏就不可以来教学生如何写好小说呢？
　　大作家肖伯纳也曾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那些自己不会做的人才去教别人”，与杨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那句名言恰好反映了两个极端，但此二老殊途同归，都把作家和教育人为地割裂开来。其实大家都知道，名言往往是名人张扬自己特立独行性格的一种手段，实不宜轻易当做真理而去放诸四海规范大众。肖伯纳要是活到现在，很可能也被牛津或剑桥聘去当教授了。和法学院的律师教授、医学院的医师教授、工学院的工程师教授一样，文学系里出现一批作家教授绝对是正常现象，甚至是好现象。当然这些作家不一定非得是著名小说家或诗人不可，他们也可以擅长写非虚构的传记、散文，或者其它普及性的文科读物，这些文体也都为当今社会所广泛需要，也是文学系应该研究的。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既有这样的市场需求，也在中文系作了一定的研究，又有现成的有经验的老师在那儿，为什么就不能跟他们直接学一点写作的技能，偏偏只能自己去摸索呢？
　　中国的文学教育的现状是，有志于写作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只能全靠自己摸索写作的门道。中学里倒是要求学生不断地练笔，但那是以语文高考为唯一的目标。考上大学以后，多数进了非中文系科的学生都会有个“松绑”的感觉；而对那些迷恋创作的文学青年来说，进入只许研究不许创作的中文系“绝对是当头一棒”（陈平原语）。他们要么从此放弃创作，日后回首时心间永远有一丝莫名遗憾；要么立刻转入地下，偷偷地继续自己的追求，全靠直觉瞎猫碰死老鼠。长期以来，有志于写作的高中毕业生只有戏剧学院可以考虑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是中国仅有的两个五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培养大学生（剧）作家的地方，从那里出来的作家如散文家余秋雨、报告文学家陈祖芬、小说家陈世旭、陆星儿、朱晓平等等，成就绝不低于他们的剧作家同行。但每年这两个戏文系所招的学生是全国中文系名额的多少分之一？讽刺的是，我国的语文高考中作文仍占相当比重，各地的文科高考状元里热爱写作擅长写作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可是等待他们的中文系却是一副铁板面孔：不教作家！呜呼，这样的体制不知埋没了多少年轻人的文学天赋！
　　请不要以为我这里是在影射韩寒那样的青年，韩寒们倒是不进大学也罢。大学应该培养的是通才，而不是蔑视其它学问以偏才而自傲的人。其实，那些只能将文学史倒背如流但缺乏鉴赏能力更不会写作的学者可算是另一种偏才，甚至是偏才中的偏才。大学出来的作家也应该是文学方面的通才，至少掌握基本的文学史知识，还要有相当高的文学趣味和鉴赏能力，也就是说，大学要培养出和那些自学成才者不同的作家具有学者素养的作家。
　　我也绝不认为中文系应转而以培养作家为主要目标。比起学者，作家的训练毕竟更需要依靠自己的体验，所以创作是无需博士学位的，但作为文学专业的一个分支则绝对有存在的必要。长期以来中文系只教研究不教创作，形成了史论和实践头重脚轻的怪现象。在我最熟悉的戏剧领域里，主要由各大学中文系培养的戏曲研究学者们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戏曲史和戏曲理论著作，且多是从古到今的通史通论；与此同时戏曲编剧的队伍却日渐凋零，新的演出十分稀少，很多研究戏剧的学者根本就无戏可看，只能把工夫花在从书本到书本的梳理之中。相比之下，美国的戏剧十分繁荣，大学培养的剧作家数量也大，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我相信写作课进入中文系是必然的趋势，对各个学校来说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这个程度，如果还恪守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老观念，继续给优秀青年的文学热情“当头一棒”的话，青年学子总有一天会作出自己的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