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多一点公益文化

　　常在媒体上看到文化“产业化”的说法，总觉得那三个字的意思好象就是商业化，即以最少的投入求得最大的经济产出，故而只演几场即能赢利的就是成功的典型。但是文化这个产业不同于其它经济产业，除了可以产生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精神功能。任何现代社会既要有商业性的文化，也必须有大量非赢利性，也就是公益性的文化。这一点连以自由市场为立国之本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很重视，在我们这个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国家，自然更不容忽略。近年来，经济发展使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时间大大缩短，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也越来越需要文化产业；但是，多数人还没富到能够经常消费高价的商业文化，因此文化产业中的公益成分就显得更加重要。
　　当然，近年来文化商业化的做法背后的确有文化主管部门的苦衷，这也是中国的国情使然。欧美国家的文化部门无需干预商业性文化市场，管的主要就是非赢利性的公益文化，而我们这儿什么都要管。经济转型以后，国家不再包养文艺团体，经费少了很多，不就只能向市场去要钱？公益文化的重要性说说容易，问题是没有钱怎么搞？
　　其实有许多公益文化活动未必要用很多钱。既然是为平头百姓的，就不需要什么豪华的场面，也不必高价去请大明星除非明星为了公益来当志愿者。许多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搞个什么节所花的钱，足够当地搞几年公益文化了。江西却有个文化站长，发动农民自编自演自拍电视剧，搞得十分红火，还引来了其它省的农民上门来请他去拍。这位站长已经可以把自己的本领商业化大赚一把，但他没有，他要让农民兄弟享受文化，还没花国家一分钱。可是我倒要说，如果国家的文化部门能挪出一点点钱来帮助他进一步提高水平，再帮他把这方法推广到其它省去，那会有多么大的社会意义！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进城打工也可以在乡下享受更好的生活，他们可以就地搞起文化产业一种不求赢利但能自娱的公益性文化。
　　城市里也有着便宜的公益文化活动的广阔天地。虽然媒体的娱记最关注的是千元门票的大剧院等星光闪耀的地方，但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五元一场的评弹和票友的免费表演更有意义。这些文化活动很不起眼，多半都处于自在的状态，自生自灭，许多地方的市民限于条件还享受不到。这就是文化部门可以给予帮助的地方了。从公益的角度来看，文艺演出都应该尽量改高价少演为低价多演。现在很多地方剧团常年不演戏，似乎剧团太多了；但如果把目光转向低消费人群，特别是中小学生，那么我们的剧团不是太多了而是实在太少了。欧美国家的中小学生常年都能看到专业剧团专为他们编演的节目，包括简缩版的莎士比亚等，就是文化部门促成的。上海的剧团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但面对全市几百万学生，只能是撒点胡椒面。70年前北京的戏剧教授熊佛西深入河北定县指导话剧运动，受到农民极其热烈的欢迎，成就举世瞩目。现在我们条件好了无数倍，可是有多少文化人还在做这样的公益文化工作？
　　普及公益文化多少总是要花点钱的，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国家拿出很多钱来。再看看国外，其实美国政府对文艺十分吝啬，拨给国家艺术基金会的钱还不如军乐队多，但那儿公益文化活动还是非常活跃，靠的是私人捐赠和志愿者。中国的私人捐赠虽不可能那么多，但大款们用来玩玩文化的金钱总额也并不很少，就是极其无序罢了。大款们没工夫研究文化，凭兴致拍脑袋，多的是锦上添花，让大腕的腰包更肥一点，而给老百姓雪中送炭的却少。怎么才能把无序的赞助变为有序的支持，把帮名人变为助人民呢？这就要靠国家来健全体制了。
　　建议在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相关法律中加进条款，鼓励公民为公益事业捐赠，最好是建立基金会。中国现在还没有私人基金会，但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巨富，有些成功企业家如刘永好已公开表示不打算把财产都留给后代。他们将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呢？也许可以借鉴美国的工业巨子兼慈善家福特、洛克菲勒和盖茨。他们拿出巨额财产创立了基金会，聘请精通文化的专业人士来管理，对全世界的公益事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以至熊佛西当年搞农民戏剧都得到过洛氏基金会的支持。这样的名人效应对公益文化至关重要，希望在中国也能尽快出现。有了许多公私基金会的支持，公益文化就能走上稳步有序发展的路。
　　《文汇报文汇时评》200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