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传统历史学人类表演学

　　对于背负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来说，“传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词。但凡说到传统，常要引经据典考据一番，看看老祖宗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使然，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际原因许多需要查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已然消失，或者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海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在1949年遭到了最大的破坏，其实不然。1949年的革命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但许多文化的传统还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除了被认定是迷信的一些活动以外，不少节庆和婚丧嫁娶的传统仪式还是保留了下来。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把矛头对准了所有老的文化传统，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一年的大部分日子里，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农民还是没有完全放弃一些老传统。记得三十多年前在江西山里插队时，端午节就是人人盼望的一大节日插秧忙完了，生产队放假，全村人聚到一起来看杀猪，割条肉回家吃上两顿，还有盐水白米粽。自从回到上海以后，这种过节的企盼就越来越淡漠，如今是连过大年都不稀罕了，谁还去记挂端午节？不过今年的端午节有点不同，突然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那是因为韩国人用他们的“端午祭”向联合国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才引起国人反躬自问，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就丢掉了自己的传统？
　　传统节日淡化似乎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天天都有鸡鸭鱼肉“像过年一样”，谁还会馋年夜饭？常年都能买到五花八门的粽子，何必非要在端午节那天来凑热闹？按说吃只是传统节庆的一小部分，但吃的内容还算保存了一点遗迹，而伴随着节庆的各种传统仪式大多失传了。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东北的邻国那个本来不同源的端午祭，近百年来一直在发展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日仪式。事实上中国人也并不是不爱过节了，我们一边越来越轻慢自己的传统节日，一边却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洋人的节日。商家在利润的驱动下不断为圣诞节、情人节等推出特殊商品，也在竭力推介各种相应的西化仪式。至于那些洋节的宗教文化背景是什么，多数商家和消费者是不在乎的，趋之若骛的“小资”们为的只是追求媒体吹捧的“时尚”。经济全球化似乎意味着我们的传统节日也将要被洋节全面取代。
　　洋节得宠主要是因为背后有那只“看不见的手”在使劲地推，而日渐式微的中国传统节日面临的却是大家的袖手旁观，最多只有一些文人的无力的呼唤。有人说挂艾叶、喝雄黄酒是古人的健康风俗，何不把端午节做成中国的卫生节？有人说端午节纪念的屈原是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建议来个诗歌节。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些节的名称和内容都有赖于政府的决策，必须由政府出面来做。因此，呼唤传统的人士多在期待政府出钱、出力来复兴传统节日的仪式。
　　其实，传统的古代仪式未必适合现代人的需要和兴趣。任何传统都总是在不断地沿革，即便千百年没有中断，也一定经历了千变万化。犹太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编了一本现已成为当代学术经典的《传统的发明》（198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顾杭、庞冠群译，2004年译林出版社出版），几位学者在考察了一些欧美人常以为是天经地义的几大洲的传统以后指出，传统并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总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很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相当短暂的历史。例如，一向被视为苏格兰人传统符号的男人穿的格子呢摺裙是18世纪中出现的一种最初是给仆人穿的号衣，19世纪以后才成为现在的代表性“民族服装”。当今世界上除教皇以外被最多礼仪所包围的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虽然延续着有好几百年历史的王室体制，和她有关的仪式却经常在变，自1932年开始的BBC广播电台和后来的电视对王室礼仪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真是有趣的对比：中国的历史学家最热衷的往往是考出可以证明我们比别人更老的古迹，而这些个欧美历史学家却偏偏喜欢去挖他们那些所谓老传统的并不太老的老底。
　　其实看看我们现存的传统，多半也差不多，甚至还要更短得多。近百年来中国人对各种传统仪式的改良和革命比西方来得更频繁，因之而来的复古的呼吁也时有所闻，有时候一复古就要回复到据说是几千年前的传统，例如祭黄帝和祭孔子的仪式等。问题是跳回到那么久以前的仪式，即便每个细节都考证得十分精确，对现代人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仪式和演戏是有所不同的。仪式中没有表演者和观者的明确区分，所有在场者都程度不同地参与到同一个事件中去；而演戏时演的人和看的人明显不同。我们那些中断了很多年以后又来复古的传统“仪式”其实更像是在演戏，因为距离太远，又没有戏剧情节来吸引人，所以观者极难产生共鸣，甚至演者都很难进入角色。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传统节日的仪式表演一般都有两大功能：既凝聚人心，又让人开心；既有严肃的一面，又有狂欢的成分。中国乡下的庙会是这样，全球性的奥运会也是这样，说到底，都是为了今天的人。这些年里冒出来很多复古的“传统仪式”，如果是政府制作的，往往只强调前一个目的，对后一个作用很少考虑；而如果是出于商业目的由旅游部门制作的，又只考虑后一个效果，不去管前一个目标。要兼顾凝聚人心和让人开心两个功能的话，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譬如过端午节，可不可以用适合当代中国人需要的方法来过？可不可以创造新的适当的仪式，特别是集体的表演的仪式，让节日真的成为节庆？
　　这种新民俗的创造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能做到约定俗成，流传成为真正的传统，因此不宜用政府项目的形式来一锤定音。最好是鼓励社会团体去做，百花齐放，让不同地方搞出不同的活动来，时间长了，不好的自然会淘汰，而吸引人的就会延续下去，传播开来。韩国的端午祭就是这样搞出来、传下来的。再举一个例子，感恩节是美国和加拿大独有的节日，北美各地庆祝的方法各色各样，最有名的一个在纽约。每年感恩节纽约最长的街道百老汇上都有盛大的游行，五彩缤纷的彩车、方队、巨型充气卡通，从145街一直走到34街，这么大的活动却不用政府来操办，一向是由最大的百货公司梅希（Macy’s）组织，至今已经八十年。1920年代的第一次只是公司员工自发的庆祝游行，但现在的影响已经遍及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很多社区、学校都会精心编排节目，希望能被梅希选上，到纽约去向全世界秀上一把，那是莫大的荣耀，与此同时，每年为此投入巨资的梅希公司也为自己的品牌作了最好的宣传。
　　从操作来看，梅希公司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其实我们有许多企业也常常在社会活动中投下不少钱财，但多半缺乏有序的全面策划，形成不了传统。如果像梅希的决策人那样有眼光，将这方面的投入和组织大型活动的精力结合到我们的传统节日中去，使之有序化、常规化，既可以让传统节日靠企业的财力而得到复兴，又可以让企业借传统节日的名气而制造出持久的品牌效应。我们不必热衷于盲目拷贝洋人的节日，但何妨学学他们发明节庆传统的方法，来创造出我们自己庆祝节日的传统？
　　当然，中国不像历史浅薄的美国，我们要发明一个传统，最好先做点考据，但考据的结果应该是古为今用，用来启发今人的创造。近来有人提倡学生要“读经”，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又正式成立了国学院，在网上看到有很大的争议。这两者我倒都是赞成的，中国这么大，学生那么多，真的去读经、办国学院的还是凤毛麟角，绝不能算太多。希望国学院的学生不但要钻进去认真研读四书五经，还要能跳出来，着重思考怎么可以让古书对今人更有价值。其次，国学研究也应该探索新的方法。我们不但要有精读四书五经、专注于其微言大义的学生，还应该有人从读经入手，进一步去探究活的历史，也就是研究历史事件的空间形态。
　　《传统的发明》一书表明，历史学家可以透过书本资料的字里行间，来重构历史人物的三维的表演。传统的历史学者最关心的是朝代更替的顺序、当权者的名单、履历和信仰，还有英雄的座次等等。这些可以用文字记录的信息固然很重要，但朝代更替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登基仪式的场面、排座次时的调度又是怎么样的？这些具体的细节不仅应该是今天的历史剧导演所关心的，也应该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常常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历史的原貌，甚至于揭穿被文字所掩盖的历史真相。其实，活的史学研究的最著名的先行者就是写《史记》的司马迁，《游侠列传》、《樊哙列传鸿门宴》等篇章既是史学经典，又是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这一传统后来在主流历史学界中断了，1980年代初在西方兴起的新历史主义重又打破史学和文学的界限，强调历史的当代意义，提倡研究“小历史”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暗合了中国《史记》的传统。当然，霍布斯鲍姆等人未必意识到他们是在恢复司马迁的传统，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可以说他们这一研究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和人类表演学结合的结果。
　　人类表演学是19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门人文新学科，英文是“performancestudies”，按字面可以译成“表演学”，但它主要并不是研究传统舞台上的艺术表演，而是要分析所有的人类表演，包括历史上的、原始部落的以及当代社会剧场以外的表演。当时纽约大学的戏剧教授理查谢克纳结识了研究仪式与戏剧的关系以及“社会戏剧”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共同倡导开展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并于1979年把纽约大学研究生戏剧系改名为人类表演学系，专门培养博士硕士。1984年芝加哥的名校西北大学也成立了人类表演学系，2001年伯克利加州大学把戏剧系改名为“戏剧、舞蹈和人类表演学系”。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大学正式建立了这个专业，包括英国威尔士大学的人类表演学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人类表演学系等。欧美上千所大学都设立了相关的课程，这方面的学术会议和论文越来越多，这门学科渗透到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学、文化学、政治学、工商管理等儿乎所有的文科领域中去。各种学科的学者和实践者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探索人类表演学的具体课程和用途。《传统的发明》就是历史学家运用人类表演学的思路所取得的较早的成果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利福得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纽约BasicBooks，1973年版；中译本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则是类似的一本文化人类学界的经典。该书对印尼巴厘岛上传统的斗鸡进行“深描”（thickdescription，译林版译为“深描”），细致地解读这一民俗活动背后隐藏着的文化符码。尽管对巴厘岛上的斗鸡感兴趣的学者未必会很多，但众多的读者从这本书里学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从活的表演而不是从死的文字入手的解读文化的方法。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从死的文字中看到当时的活的表演，并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表演提供有用的信息和灵感。
　　为了在新世纪里发扬传统中华文化，在全球化的舞台上精彩亮相，我们不但需要精于文字考据的历史学家，还需要善于导演思维的人类表演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