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艳照门”事件显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危机

　　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件，即所谓“艳照门”事件和南方雪灾，居然同时成为鼠年伊始中国的最大公共事件。进入任何一个网站，几乎都可以发现“艳照门”“雪灾”两个关键词在主页的显要位置“携手”并列。新浪博客显示，近27万网民“积极参与”关于“艳照门”事件的讨论投票，网上上载的相关图片和文章被疯狂点击。
　　本文试图引入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理论范型来分析这个网络媒介事件，作者的结论是：“艳照门”事件凸显了网络时代中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危机，它表明，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或私人领域的公共化的结果，将是二者的两败俱伤。
　　这次的明星“艳照”是私人在私下场合拍摄并私人秘密收藏的，不管其目的是什么，审美格调和文化趣味是高是低，它都是典型的私人事务（物品），属于私人领域，没有公共意义。但一旦通过网络媒体在公共领域曝光，这些艳照就迅速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大量媒体带着不同的目的和用心积极卷入，大量网民同样带着不同的目的和用心极度关注。于是，私人事件（物品）转眼间成为公共事件。这就是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与公共领域的私人化。
　　所谓“公共性”有两个基本含义，一个是通过进入公共场合而获得的可见性，二是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从理想的角度看，两者应该是重合的，也就是说，进入公共场合、被公众谈论的应该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件或问题，与公共利益不相关的私人问题则应该保持其隐蔽性，不可见性，而不应该进入公共场合（在媒体时代进入公众场合实际上几乎等于进入公共媒体）。重合的例子比如南方雪灾，它既是呈现于公共空间的，可见的，同时又是关乎公共利益的。
　　但是在现实中，公共性的这两个含义常常又是不重合的。不重合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具有公共意义的事件因不能被公共媒体关注而无法进入公共场合并获得可见性和透明性。比如在被媒体曝光之前，“非典”虽然是一个关乎公共利益的重大公共事件，但却没有在公共空间呈现出来，不具备可见性；另一种情况是：本来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事件或私人物品，因为被公共媒体广泛炒作而获得了可见性，进入公共场合并成为所谓的“公共事件”。
　　以网络为依托的“艳照门”事件（与此类似的还有前段事件热炒的李亚鹏、王菲女儿的兔唇事件）是第二种不重合的典型例子，它戏剧性地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改写了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含义，其后果既是对私人领域侵害，也是对公共领域的毒化。
　　一方面，私人艳照因其进入了公共媒体而获得了可见性，丧失了不可见性，就此而言，它获得了第一个意义上的公共性（可见性）。私人领域的这种公共化表明私人隐私进入了公众媒体，成为公众话题和媒介事件，失去了其不可见性，不再成其为“隐私”，并因此而侵犯了私人利益。“隐私”之所以是隐私，就在于它是隐（不可见）的和私（私人所有）的。一旦被曝光就不再是隐私。所以，侵犯乃至摧毁私人领域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公共化，使之不再具有隐蔽性和私人性。许多和明星隐私相关的私人事件多属于此类情况。比如前段时间媒体爆炒李亚鹏、王菲女儿的兔唇事件，还有此次的艳照门事件，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另一方面，本来应该关注、谈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公共问题的媒体，因其热衷于上传艳照、炒作艳照内幕、披露明星隐私、炒作明星绯闻而远离了真正的公共性问题（比如公民的政治权利问题、政府官员的滥用职权问题等等）。这实际上就是大陆媒体目前的状况。例如，大陆媒体由于种种原因曾经长时间内不能报道和谈论“非典”，致使“非典”发展到失控状态，严重危害了公众利益；在比如，大陆媒体至今也不能深入反思和讨论“文革”和“反右”问题。
　　这表明，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与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是同步进行的，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其结果不仅是侵犯了私人利益，同时也毒化了公共领域，使之伪公共化，使公共领域徒有“公共性”之名而没有公共性之实。这实际上是对公民权益的严重侵犯，因为这样一来，公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领域得不到保护，损害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不能得到媒体的应有关注，无法成为公共事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艳照门”事件不仅是私人领域的危机信号，同时也是公共领域的危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