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查建英的“八十年代”派对

　　自从几年前写下《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之后，自从我向人明确表示此备忘不会服从他人意愿之后，我就知道这个备忘的命运将会是“成书有日，出版无期”，我就知道我在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物，是不会因此善罢干休的。果然，先是出版我八十年代备忘的那家出版社“遇难”，已经签好的出版合同“胎死腹中”；然后便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隆重出场，敲锣打鼓的，还夹带着一声声吆喝，“八十年代喽！”“八十年代喽！”“八十年代喽！”那个早已烟消云散的八十年代，就这么被突然爆炒起来，就像炒糖炒栗子似，把个八十年代炒得翻滚不已。
　　将来的读者只消对照一下我的“八十年代”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就会发现那些出现在八十年代中的人物们，在两个不同的“八十年代”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形象。在我的“八十年代”里被弄得灰头土脸的，到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里变得红光满面；在我的“八十年代”里被摘去了面具的，到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里被涂上了油彩。我笔下的“八十年代”是悲凉的，调侃的；查建英访谈出来的“八十年代”是喜庆的，怀旧的。那些在90年代以后一时间成了“天涯沦落人”的八十年代人物，在我笔下遭到的是冷遇，在查建英的访谈里得到的是温馨。查建英的访谈，就像是给八十年代的老少爷们开了个怀旧派对，让他们痛饮，让他们高歌，让他们尽情地倾诉，让他们尽兴地表演。说什么粉正红，眉正浓，转眼两鬓皆成霜。过去的白头宫女说的好歹还是唐玄宗，如今的派对女主人面对的则是昔日得意过的酸文人。
　　不错，八十年代确实是个风风火火的年代。以前长不出来的文化庄稼，在八十年代一荐一荐地长了出来。八十年代让人回想起“五四”当年，只是“新青年”一类的尝试，被当局严厉禁止。
　　然而，八十年代也是个相当戏剧化的年代，也是个相当泡沫化的年代。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也罢，文学先锋也罢，很少能够经得起九十年代和二千年以后的磨砺和风蚀。在摸着石子过河的号召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浪潮冲击下，精英们从河底摸起的不是石子，而是阳萎了的卵子。曾几何时，硬是给海德格尔安上中国姓氏的文化恶少，如今蜕变成了被官家包养在香港的“文化二奶”。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化二爷”。只不过，当年号称京城四大文化领袖的那种牛皮哄哄的爷们腔调，今日一律地变成了奶声奶气的帮闲腔。言必称“我国”。“我国大学”如何如何，“我国教育”如何如何，俨然一付官家派头。只不过不是官家的爷们，而是官家包养的娘们。
　　这些被包养了的“文化二奶”，有的被养在香港，有的被养在京城。据说一个比一个饱读诗书，一个比一个学贯中西。他们对美国学府颇有研究，对中国教育胸有成竹。过去曾有著名的文化粉头，一迭声地叫苦。如今这些文化二奶，一开口就是“中国文明复兴，期待伟大的大学”，从而信誓旦旦地要“打造中国的精英”。口气还是那么牛皮哄哄，无奈底气早已不足。陈胜吴广式的“宁有种乎”不敢再提了，只不过是想为“我国”打造精英而已。这听上去就像是被包养了的奴家，要为主子生上一群大胖小子。真正叫做，得了温饱，丢了灵魂。可怜的精英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且不说这些个文化精英们是否也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里谈笑风生，应该指出的是，查建英本人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个过来人，是个“飘逝的花头巾”式的同龄人。比起后来那些从事下半身写作的酷女动不动就假装不小心掉出卫生巾，八十年代的美女作家，只不过是飘逝了花头巾罢了。最酷的“蓝天绿海”，也不过是剃个光头玩一玩。查建英女士在大洋的此岸和彼岸历经沧桑，却依然布尔乔亚不减，依然文学雅兴不已，笑容可掬地给大家开了个“八十年代派对”。于是，一下子勾起了许多八十年代人物的种种心事，种种感慨；仿佛不是自己不争气，而是年代变得快。
　　有部电视剧的片名叫做，风吹云动星不动。年代总在变换，身世难免沉浮，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变动的；比如人格的独立，比如思想的自由。八十年代人物的不同品性，是在九十年代和二千年以后，越来越清晰地纷纷呈现出来的。也许是人本身发生的变化，导致八十年代人物对逝去的年代那么的津津乐道。失魂落魄的，从那个年代里发现自己原来还曾经有过灵魂；丢了乌纱的，从那个年代里发现自己曾经坐在主席台上受人瞻仰过；老气横秋的，从那个年代里找回了自己的花样年华。可怜的八十年代人物，原来一个个都还在巴巴地等待着，有朝一日也能够像当年的右派一样，成为“重放的鲜花”。
　　在下没有唐突西子的意思，只是忍不住要就着查建英的派对问一声，那些老说忏悔忏悔的人，怎么就没见忏悔？难道他们在八十年代里真的除了光荣就没有惭愧了？难道他们在八十年代里真的除了辉煌就没有丑陋了？我还想说的是，八十年代是有个句号的，那个句号就是八九年的“”。“”对八十年代来说，可说是个句号；但对所有的八十年代人物来说，却是个问号，是个巨大的问号。我不知道谁可以回避这个问号，也不知道谁可以无视这个问号。我很想问的是，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派对里，有没有竖立着这个问号？
　　假如有人要用“只谈文学文化、不谈政治”来搪塞，那么我只好直言，那个问号虽然有政治性，但更是文化的，也是文学的。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有不少是倒在这个问号之下的。而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能够经得起这个问号拷问的，似乎也不多见。假如这个问号是个历史性的考试，那么真正通过的，当推无数普通人，当推无数普通的中国民众。（以下删一千一百三十九字）
　　面对打造精英的嚣张，面对查建英女士的八十年代派对，本人特地摘录以上几段话，给做稳了“文化二奶”的昔日精英以及所有八十年代人物，扫扫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