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正在发生的大跃进

　　咱们中国人从来就有一轰而上的习气。就是因为这个，才发生了大跃进。
　　记得当年父辈们为了超英赶美，停课带学生住进深山老林，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把一整座一整座大山上的百年老树砍倒，喂进土高炉，炼出“钢铁”来。这钢铁当然无法用作钢铁，但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却得完成。可再怎么努力，上面规定的产量仍然完不成。怎么办呢？那时的人们真是豪情万丈，一心为国、一心为公，把私家的铁锅铁勺铁锁都砸了，塞进土高炉里，再用活生生的树把现在的铁器化成不知能否再制成铁器铁块。不是没有人怀疑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但这怀疑是不能说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上级下达的定额一定得完成。
　　现在看来，父辈真会幽默真会黑色幽默，能够一石二鸟，把现成的铁器炼成了超英赶美的政治钢铁，同时把大树覆盖、郁郁葱葱的青山变成了似灰似黑的土丘。自打1958年以后，家乡的生态环境元气大伤，洪涝灾害接连不断，直到21世纪还没有恢复过来。
　　当然了，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是大有干系的。文革是大跃进的延伸，这并不需要论证。只是文革太过惨烈，留下的记忆太过痛苦，所以在短时期内再次发生的机率很小。但从我们身上那引起大跃进乃至文革的顽固品性来看，再发生一次大跃进的机率非常之大，甚至就会发生在不远的将来。许多年前我就有这个意思，曾告诉过一些朋友，后来也时不时给同事们讲过。我甚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不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时候的问题。”
　　可是我毕竟不是先知，不可能知道这大跃进究竟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好在朋友们同事们都很宽厚，从来没有追究我所说过的话究竟应验了没有。
　　直到最近，我才终于醒悟，我曾预言过的又一次中国大跃进并非发生在将来，而就发生在当下，甚至就发生在我工作的地方高校。处在什么状态？正在进行状态，甚至可以说如火如荼。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我以为，没有谁真正知道。
　　只是我们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甚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已变得比过去聪明，已学会了不再把马叫做马，把鹿叫做鹿。我们人人身上都有赵高的基因，天生就会指鹿为马一类的伎俩。给一个不同的名称（或者干脆不给名称），什么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可是这么一来，你就得费点力气才能看出这大跃进来。
　　那么究竟怎么看出这正在发生的大跃进？它到底在哪里？
　　首先看看我们的大学扩招。大约自世纪之交以来，我们每年以百分之三四十甚至百分之百的速度扩招，不顾教室、宿舍、后勤能否跟上，也不顾教学质量能否保证，更顾不上学生能否适当就业了。高校以这种速度扩张，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可说是史无前例，至少从来没有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发生过。只是外企的老板们发现，一般说来，中国毕业生的水平和能力与学历不那么相符；甚至一百个毕业生当中只有一两个能真正胜任工作。
　　再看看高校的科研。大约也是自世纪之交以来，人人都得写论文。为了评教授副教授，还得把论文发表在“核心刊物”，甚至“权威刊物”上。其实，人人心知肚明，所谓“成果”中真正有价值的，十篇里边可能一篇还不到，甚至在所谓“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也可能有三分之二是垃圾。尽管如此，我们仍前仆后继，奋不顾身，那豪情完全可比当年大炼钢铁。
　　有了论文还不够，还得有项目、有奖。于是不少人为了拿项目、拿奖，像文革中停课闹革命那样整个人蹲在北京或其他要害地方。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还得跑到有关人士或部门那里打点。打点就得花钱。可花点钱算什么？拿到项目或获奖，投进的钱还能收回来，甚至还可能大大赚一笔。这叫有投入必有产出，用资源换资源。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很正常，可在实际操作中，投入与产出往往极不成比例。这与大跃进砸锅炼铁式的黑色幽默有什么两样？
　　另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就是设什么“XX学者”。这可能是要模仿欧美国家普遍实行的“XX教席”制。可是一个中国大学教授一当上XX学者，其个人收入比其他教授多出几倍，所掌握的其他资源比其他教师更是多出几十倍。相比之下，哈佛大学在个人收入和科研资源方面比中国平等得多。2000年，哈佛顶极讲座教授年收入也不过14万美元，而一个刚出道的讲师也能拿7万左右。我们不搞XX学者，教授与讲师的收入比率便可达到1：5，搞了XX学者，更可以达到极其荒谬的1：10。无疑，这种事背后往往有境外财团出钱，出政策，甚至可能是直接控制。那些人是做生意的。生意人能出好的学术政策？赖蛤蟆能生出天鹅来？为什么不学学牛津、剑桥大学？它们为了保证学术独立，想方设法不让捐助者干扰大学决策，甚至规定个人捐资以一百万英镑为上限，绝对不可逾越。中国大学的决策者为什么就这么软弱？做什么事情都看政府脸色还不够，为什么对境外老板也如此软骨？生意人就是生意人，他们的思维是有多少投入就有多少产出，学术也不例外。我以为，生意人的臭钱对中国学术有百害而无一利。除了憋出几粒瘪蛋，便没有其他结果了，本来就极其病态的学术界因之变得更为病态。
　　所有本科生毕业论文必须答辩。这也是高校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内容。同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这恐怕又是中国胜出它们一筹的地方。发达国家的名校也不见本科生论文必须篇篇答辩，甚至大多数研究生论文（尤其是课程研究生，论文研究生另当别论）也不答辩。就答辩本身来说，它并不是坏事，如果确能保证论文质量的话。可是在可爱的中国，人们的思维并不是这的样。人们对形式的注重远远高于实质。有哪个官员说过要提高本科生论文的质量？其实本科生只要认真写了论文，由一个专门委员会鉴定合格就行了，何必劳民伤财，搞得人人鸡飞狗跳，只为了满足一种形式上的需要？过分看重形式，必然伤及内容。我以为在扩招后学生大增而老师没怎么增加的情况下，大搞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只会使学生得到的实际指导更少，使论文的质量降低，因为老师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来应付这种形式主义。
　　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来个什么教学评估。其结果是在两三年内，一个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了严重干扰，从领导到教师到学生全都被评估牵着鼻子走，今天开一个大会，明天填一个表，明天补一个材料，七折腾八折腾，不弄得天翻地覆，没有谁能安下心来。如果从前做过某事，但没留下记录或记录材料已佚失，那就根据记忆旋编。如果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但又非交材料不可，也可以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大规模造假运动。下面制造了如此大的动静，上面难道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当然知道。为什么不制止呢？制止？不就没游戏可玩了吗？对于这种猫捉老鼠的乏味游戏，我们中华民族的成年人从古到今都乐此不疲。遍观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关部门享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如此喜欢来事，如此不信任高等院校，如此变态地骚扰高等院校。我想，有关部门这么做的理由，不外乎是要以这种方式来保证教学质量。可是教学质量是好是坏，究竟是由社会和就业市场说了算，还是由一些虐待狂说了算？
　　高校大跃进与58年大跃进最相近之处，莫过于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方可取得答辩资格这一规定了。首先，必须看到现在研究生招生规模之大，可能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几百倍。难怪常常听到人们说，现在的博士生只抵得上从前的研究生，现在的研究生只抵得上从前的本科生。招生规模如此之大，生员质量怎么能不下降？所写的论文怎么能叫真正的论文？从前导师带研究生，总是告诫他们在读期间不要发表文章，写文章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了知识，为了真理，所以要多积累；积累多了，阅历丰富了，自然就能写出真正的好文章来，这时你才能拿它去发表。可是现在研究生们无论有没有真正的学术素质，个个都被逼发表论文。这真是一个信息时代！如此巨量的研究生忙个不停地在制造信息！这信息是有效还是无效？有价值还是无价值？没人过问。写这些垃圾是否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没人过问。如何提高研究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问题意识？如何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也没有政策来过问。至少没有哪个官员关心过。官员们心里所想的是如何升官或如何保住现有官位，所以从来只管制定政策或落实政策，而不管这政策是否合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故而，这政策对纳税人的血汗钱造成了巨大浪费，构成了犯罪，也没人站出来说一句话，就不难明白了。
　　当然，也有人对这政策感到由衷的高兴。谁？境外办杂志的人。众所周知，境内杂志非常有限，仅供在职老师和专业研究人员发表论文也远远不够，如何再容得下几十万上百万在读研究生的“论文”？可是如此巨量的研究生又总得找到一条生路啊。他们找到境外“学术杂志”了。它们压根儿就是诈骗，毫无学术水准可言。可研究生总得找一条生路啊！他们的生路就是境外投机者的财路。这真是“二十二条军规”式的黑色幽默。你必须做某件事，否则必有严重后果，却被剥夺了做这件事的机会或手段，于是你不得不走歪门斜道。对于研究生来说，这就是在不法杂志上发表论文。这种歪门斜道，正是境外投机者的生财之道。
　　我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场高校大跃进何时结束。
　　我更不知道那永远处在高热中的脑子何时才能冷却下来。
　　2006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