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我与中国

　　近日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一次题为“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学术研讨会，该会的议题意味深长，它以简洁明了的方式点明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焦虑与理想。近年来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理论原创的冲动也越来越强。但何为“中国问题”？何为“理论原创”？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却是一些看似明白实则晦暗的问题。在此次会议上，我谈到三点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中国问题在什么关系中询问？
　　我以为询问中国问题的关系域至少有四：1、中国与太空关系中的中国问题；2、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问题；3、中国与别国关系中的中国问题；4、中国与我（个体中国人）关系中的中国问题。近年来王岳川先生多次从中国与太空的关系立论谈及“中国文化身份”的问题，这代表着第一种思路。而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别国的关系入手讨论中国问题者（比如全球化与地方性、中国身份、文化战略、文化输出、文化殖民、流散文化等等）则是近年来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与时尚（也是本次会议的热点），这显然是第二、三种思路。令人惊异的是第四种思路几乎阙如。这是怎么回事？它意味着什么？
　　是“中国与我”的关系不重要吗？显然不是。那为何思想在此一关系域里沉默呢？如此之沉默意味着什么？在中国与太空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别国的关系中思考中国问题固然必要，但如此之思想主流与时尚是否掩盖着某种逃避？是在逃避思想者（作为一个中国人）与切已之生活世界（中国）的思性关系吗？是在逃避那不愿或不敢正视的“我”与“中国”的问题吗？
　　思考中国问题的问题域空缺“我与中国”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来自“我与中国”关系的中国问题。因为不管多么热闹地讨论中国与太空关系中的中国或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那个中国离“我”都非常遥远而飘渺，因为“我”是“中国”的肉体与灵魂，没有“我”在的中国，“中国”只是一个空壳。其实，逃避“我与中国”的关系，仅在几乎与我无关的领域中讨论中国问题不但是一种当代现象，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古代文人操心“天下”大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操心呢？那是就“民与天下”的关系而操心。“民”不是“我”，那里无“我”，更无与我相关的“天下”。中国与作为个体的我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中国对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几乎是文人们不思考的问题。第一个明确思考这个问题的是鲁迅，他让狂人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字缝中看出两个字：“吃人”，那个被吃的人就是“我”。此外，鲁迅还让看出这两个字的“我”惊异，这惊异的神情显露出一种意识，即首次意识到我有拒绝被吃的天然权利。可惜的是，鲁迅式的思考很快夭折，被吃的我又沉默了，思想又逃逸到太空与世界中去了。
　　二、我与中国之间发生了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我”与“中国”发生着某种非此不可的关系。我生活在中国，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吃我的地方吗（如鲁迅所说）？我与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细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个体中国人）与中国这个地方发生的关系几乎全然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我只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建构和改造它的权利与现实可能。
　　“中国”是中国人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就其基本结构而言，中国主要是由五大空间构成的生活世界，即政治空间、道德空间、信仰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考察我与这五大空间的关系，便可看出“我与中国”的基本关系。
　　就我与政治中国的关系而言，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个体的政治权利从来就没有在国家体制的框架内真正建立起来，即使是天子皇帝也没有纯个体的、非身份（血统）的政治权利，因此，一旦建立在他的血统与武力基础上的权力消失，他便成为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在单纯的“权力政治”中，个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人”，后者是有政治参与权利和政治自卫权利的人，即具有政治自由权利的人。因此，只有当国家成为一个自由的“权利政治”空间时，个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的人”就出现于希腊民主政治而消失于罗马专制政治）。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政治中国作为单纯的权力政治空间在剥夺了个体的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切断了个体对它的真切依恋与操心，政治问题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以天下为已任”的“天下”只要求匹夫担当关心它的责任，而从来没有给匹夫真正介入它的权利；至于匹夫也只知道铁肩担道义而不知道他有质疑天道的权利。
　　再看我与道德中国的关系。在今天，国人愈来愈感到过一种善意的、道德的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传统信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战。在传统中国，不管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多么虚伪和脆弱，那庇护多少还有，而在今天，这种庇护基本上被一扫而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应该是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者或道德秩序的现实维护者，一旦国家失去这种职能，甚至变成一种不道德的现实秩序的象征，它与国民的道德关联就会疏远并恶化。
　　在个体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方面，冲突与紧张从来没有像在今天的中国那样突出。现代国家当然应该为个体信仰的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而当代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可谓举步维艰。至于个体命运与经济改革的残酷冲突有目共睹，发展的硬道理将无数的个体变成了牺牲。而文化中国在几经劫难后，已满目虚无，人们在失去价值归依与意义指向后不知何往。当代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郁闷”，该词最为准确地表达了“我与中国”的关系。郁闷是一种压抑而又难以发泄与倾诉的情绪，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这显然是国人当代生存晦暗昏茫的症候。
　　三、我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何在？
　　郁闷的情绪掩盖着厌恶、恐惧、愤怒与无奈，它导致与郁闷之源的疏远和逃离。在有关中国问题的太空关注、世界关注和国际关注中，我们也可辨认出如此这般的逃离，即对“我与中国”关系的逃离，以及对来自这一关系的“中国问题”的逃离。
　　所谓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依我之见，不是花样翻新地寻找什么奇思异想和横空出世的概念术语，而是面对“我与中国”之现实关系的勇气与驻足于郁闷中的决心；不是在相关到太空、全球的“宏大中国经验”中沉溺于不关自身痛痒的高谈阔论，而是要在我与中国之“切身的小经验”中进入中国问题的理论疼痛与难产。在“小经验”与“大问题”之间建立理论原创的基本关联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传统文人习气的根本任务，非此，无论是中国问题还是理论原创都还是文人的闲谈。往深里说，相对于当代现实和个体的生存郁闷，任何蹈空高远的理论都有一种罪责。阿伦特在谈及黑暗时代的思想时认为理论的责任在于照亮黑暗，尤其是照亮那掩盖在寻常之光亮所照亮的事物背后的黑暗，因为公开人们的生存状态乃是改善这一状态的必要前提。所谓郁闷，乃是国人对切己之生存状态茫然不明的情绪反应，在此即有白夜般的晦暗。我理解的中国学者之理论原创必须面对这一晦暗并照亮这一晦暗。
　　为此，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基本关联不在思者或学者的己外而在己内，即在“我”的郁闷之中，或在切己的现实关联之中。由此发问和入思，我们迎面便碰到了政治中国中我的政治权利问题、道德中国中我的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问题、信仰中国中的我的信仰自由的体制保障问题、经济中国中我的经济利益如何正当获取并守护的问题、文化中国中我的文化教养与文化虚无缘何而来的问题。一旦进入“我与中国”的关系域，中国问题才有了它的肉体、灵魂、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理论原创也才由太空人和世界人的冲动返回中国人的现实郁闷。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在中国与太空、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别的国家关系中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性，而是说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取代中国与我的关系中的中国问题，并强调后者在所有中国问题中的优先性。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学者都逃离我与中国的关系而从事“我”不在场的理论游戏或宏论天下中，恰恰显露了中国与我的关系的严峻性和相关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生活在切肤之中国，而“我”却好谈与我关系遥远的那个中国，这个“我”怎么啦？这个“中国”怎么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