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硬做一个人造狂欢节

　　应该是在1979年吧，不知道哪个从香港探亲后回乡的“表叔”，在尼龙伞和的确良布当中偷偷摸摸地夹带了一盒邓丽君的盒式录音歌带。从那天开始，大众文化从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中国大陆上再次生长起来。那是怎样的一种从头再来啊！
　　这里的文化研究工作者是幸运的。我们亲眼看到研究对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们眼前生长起来。这是全世界的文化研究人员都没有经历过的独特而奇怪的情境悲喜剧。自从那一类歌带被第一次从香港带入中国大陆开始，大众文化这个东西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情境是很有趣味的：我们与研究标本一起成长起来。对于这个研究对象，以前我们只是在书本上模糊听说过，只是在文人学者和官员的诅咒、唾骂中隐约得知它的面貌。蓦然回首，我们发现自己居然是眼看着它从无到有，如今已小有蔚然之势。
　　这里的文化研究工作者是尴尬的。文化这个研究对象在当下中国大陆的社会中呈现一种极其缠绕，多种形态共生的复杂态势。各种文化形态和话语以十分怪诞的形式表演着。它们互相压制、抵触；它们或闲庭信步，或小心翼翼。对它的言说也呈现为一种纷杂、喧嚣、有理无理都要声高的话语征战。其影响和意义，对言说者和对社会，都绝对超出文化之外。今日中国主旋律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并存和彼此消长、复杂镶嵌的格局，具有十足的中国特色。对这种文化格局的观察和言说十分困难，我们的这部分话语空间也经常被言不由衷、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的话语沙尘笼罩着。对我来说，这种言说是十分艰难而又危险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化生态被描述为大众文化兴起继而泛滥的年代。还有人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各种文化齐乐乐、各种趣味和文化形态共同繁荣的时代。有的人则将其称作众神狂欢的时代。比较时髦的说法是：大众文化，或者叫商业文化，已经成为最强势话语，它已经泛滥成灾；它与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一样，已经成为腐蚀我们民族文化、钳制我们集体发展的最主要威胁；它几乎要让那个传统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了。
　　但是，在我的眼里，大众文化还处在十分初级的阶段。这仍然是一个主旋律文化长袖善舞、一马平川好唱歌的时代。看看那权威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档的电视连续剧和大抒情MTV就知道，我们这里最有影响、占据了最大资源的还是上级管理干部的趣味和主旋律文化那一整套灌输、指引、导向、教诲的要求和明亮、艳丽的形态。当家做主的好像还是主导文化，其它的文化形态有点像那旧时代里大户人家的小媳妇。她们要么会察言观色、曲意逢迎，那也许能上得厅堂；不然她们就只能躲进厨房成一统，偷偷打扮自己跳几步。这打扮、这舞蹈还得小心别像《流星花园》那样美得惊动了中央而遭禁播。当然，心理技术好的，可以告诉自己这是随心所欲的翩翩舞步。其实呢，大陆的观众看每一部好莱坞或欧美大洋洲的影片都必须经过管理部门那几个干部的仔细过滤。《辛德勒的名单》因为其中有赤裸镜头不允许在这里公开放映。笑遍亚洲的周星驰拍摄的《少林足球》在大陆被一脚踢出电影院。
　　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文化上错位强势的形态。在民间，在大众的自然选择情况下，商业文化的确是强势的。商业文化符合许多人的本能反应，它满足了我们的通俗或者庸俗趣味。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对我们心中许多阴暗、卑鄙甚至危险的欲望都予以承认，并且试图加以表现。在我看来，这种表现当然有满足需要的简单原由，但更经常的情况下可以看作是对人们心中的诸多隐晦的目的寻求某种驯服和超越。然而，在中国，如果把主导媒体和政治导向话语的机制考虑进来，商业文化立马就是弱势。它经常要挨两巴掌。它必须学会忍气吞声，随时闭嘴。
　　哪里有这种狂欢？这是看不见个人的狂欢。在这种狂欢中，我们把规定设计好的趣味当作快感，把机械艺术规范的演绎当作创作，把向中心单一价值观的驱赶当作真的是大众自己的自由选择。看看张艺谋的《英雄》就知道，这种集体主义的团体操不是狂欢。看看那几个可以教育好的第五代导演就知道，曾经在文化上向自己父亲说“不”的荆轲，在忙碌于呵护秦王的高大形象；曾经在女儿楼中寻找失落的女儿心和女儿性的导演，在拍电视剧替雍正王朝宽心：你先来个海雨天风独往来，不要管那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的种种帝王慈悲故事被用来娱乐今天、解释今天、开导今天。《荆轲刺秦王》开理解君王、远离人道主义的风气之先，经过《雍正王朝》、《康熙帝国》，我们跟着编导们一路跑到《英雄》。借古颂今、精心呵护帝王形象的古装主旋律被拍得洋洋大观、蔚然成风。
　　这也叫狂欢？这种被限制的狂欢早就成为一种听取将令以后训练有素的美学齐步走。这种被导向的整齐潮流只是一种捆绑的舞蹈。如果这也叫狂欢，文革时期的忠字舞也就可以当作寻常百姓的真娱乐了。宏大的抒情、高音喊出的美声歌曲、集体的舞蹈，这种操练组织的群众文艺不像狂欢。大众的广场狂欢是有笑声的。
　　有的时候，对这种狂欢图景的描绘和言说似乎是一种懂了装不懂的高超设计，是眼睛向上、弄臣般装傻卖乖的完美演出。有些知识分子的话语演出是仔细设计、认真选择的。在我眼中，这是一种十分自觉清醒的选择。当然，要“弄”这种出场和做秀必须首先学会自己拿起一片叶子遮住单眼，得把身边的种种现实过滤、遮蔽掉。我们学会了计算冷静，观察周详，曲高和不众。但是我们知道那高处庙堂的应和是十分有力的，总能够一锤定音。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把主导文化的官方化运作硬性解释成商业环境中大众的无边界狂欢。看看有多少书和文章是以大众文化和乌托邦相联系为题就知道，我们的学者文人对大众文化也营造了一种定势思维指导下的主旋律说法。在这些学者文人眼中，大众和大众文化都是在幸福地狂欢着。可是，我明明看见北京小百姓只不过是在没事偷着乐。我们无师自通地学了必要的课程：偷偷地自己寻找心理安宁，在低于地面一米多的屋子里的喊叫幸福，每天忍受并且用心包裹那长在自己家屋子里面、穿过两口子卧榻当中的一棵大树。这叫做快乐？刘恒那部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电影叫《没事偷着乐》，拍成电视剧又叫幸福生活。这让我想起了二手玫瑰乐队的两句歌词我们的生活就要开，往哪开，往幸福里开，我们的理想往哪里开？往垃圾堆里开。
　　还有许多言说是基于急躁的表面观察。有的人把我们私人领域中的吃饭唱歌看戏当作公共话语场中的全面狂欢。这种曲解和迷糊更多的时候是在无意识层面的。我们早就把当初的硬性要求内化为日常的心理技术了。我们已经习惯于非礼莫视，眼睛不朝旁边看一点点，心思不要朝旁门左道偏一点点。有些在教育和再教育下形成的固定说法成为反复奏响的主旋律，它的曲调成为我们脑海里自行转动的八音盒。我们懒得区分哪些是硬性的灌输，哪些是随心所欲的游戏；哪些是大众百姓在自由环境中选择的野草闲花，哪些是垄断媒体和强制机器营造出的鲜花盛开的村庄。新千年来到时，钢筋水泥造就的世纪坛上精心排练出色彩艳丽、锣鼓喧天的人造狂欢节景象就是我们有组织娱乐、打拍子出笑脸的整齐划一集体舞的标志性缩影。
　　这所谓的众神狂欢的图景，是我们这里的一些文人学者硬性加工出来。这种有意、无意，原因和出发点大不相同的思想加工，引出的结局是一样的：营造欢乐喜庆的图景，使我们可以回避许多文化中的真实境遇。这种对我们文化行为、审美活动的涂抹，同时也遮蔽了我们社会生活其它方面的现实图景。
　　值此时，大众文化或者说商业文化正在而且将继续受到讨伐。
　　在这集体性遗忘的年代，我们用几十年来跳熟了的舞步表演狂欢。在这必须光明，强迫性向上，不许看见黑色和邪恶的年代，我们营造狂欢，在这到处莺歌燕舞、高路入云端的年代，我们硬说狂欢；在这雍正王朝昂首向天高唱世间万苦皇帝最苦的当口、在这导演、编剧、歌手替康熙帝国高歌要求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时机，我们硬作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