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办报和治史从史量才的办报思想谈起

　　今天的新闻，即是明天的历史。所以中外有识之士，都主张用治史的态度办报，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来报道新闻。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报业巨子史量才就是这一主张的积极提倡者和坚定实行者。他的办报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国历代进步史家刚正不阿的精神，从而在我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史量才是20世纪前期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1904年起在颇有革新精神的上海《时报》当编辑，后任主笔。1912年与实业家张謇等人合资购买了历史悠久的《申报》，自任总经理。1913年合资者因故一一退出后，他独资经营这份报纸，由于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在他主持报纸的21年间，《申报》发展迅速，不仅成了当时全国实力雄厚的民办报纸，而且在国内舆论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史量才办报有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把办报视为记载历史，坚持用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办报。他认为报纸就是现代的史记，“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它肩负着“通史之任务”，报社全体同仁必须“以史自役”，为此报纸所作的记载一定要真实、客观和公正。与此同时，他又认为报纸不仅只是记载事实，而且要评论事实，因而办报的要求还应高于治史。他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益而相从”。史量才姓史，加之主张“以史自役”，因而章太炎将他的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
　　正是本着这种“史家办报”的方针，《申报》尽力全面、详尽、真实地记载每天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各方面无所不包，重要的政治文件、条约协议、统计资料，无不刊载。为弥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造成的记载不周全的状况，1922年在《申报》发行50周年之际，史量才特地约请黄炎培主持编纂了名为《最近之五十年》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邀约包括孙中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任鸿隽等一大批名家撰文，详细记载和评述50年来中国和世界发展演变情况，洋洋数百万字。至30年代《申报》又增出《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等，以更好地实现全面记载时代发展的宗旨。
　　但是，全面、详尽、真实地记录国内外大事，这是需要高度的勇气的。史量才主持《申报》时期，正是我们国家的多事之秋，中华大地正面临着光明和黑暗的激烈搏斗。决心以“现代的史记”自况的《申报》，在史量才主持下，追随时代的潮流，不畏艰险，记下了革命与反动两种势力一次次血战的实录。“五四”运动的激昂场景，“四一二”大屠杀的悲惨景象，工农红军开辟苏区的远方信息，“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东北守将马占山奋起抗日的英勇事迹，上海和全国人民声援抗日将领、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示威行动，“二八”上海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凡此种种，《申报》都破除重重阻力作了及时报道，而且旗帜鲜明地“评论之、剖析之”，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大声疾呼、慷慨陈词。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秉笔直书的行动，招致了反动派的极度仇恨，蒋介石政府曾多次限制《申报》的出版发行。1934年11月，军统特务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终于向史量才下了毒手，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在这位以身殉国的民主斗士、报业巨子的墓碑上，章太炎先生题写了墓志铭，其中有言：“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史量才先生像春秋史官子鱼和历代正直的史家那样，出于对国家和历史的责任感，忠于事实，秉笔直书，结果遭到与子鱼他们同样的悲剧命运；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也象历史上所有正直的史家那样，以其崇高的品格和精神，光照千古，永远感奋后人。
　　其实，在中外新闻史上，主张用治史的态度办报的人不在少数，史量才则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我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蔡元培先生在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作序（1919年）时就曾经说过：“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李大钊也认为：“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为此，他十分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因为它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世界上一些严肃的大报，总是从历史的高度看待自己的事业，以忠实地记录历史为己任。这样的报纸历经几十年、几百年，就能成为史家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因为时代的演进、史事的变迁，都在那里得到比较切实的记载和反映。世界上一切严肃的报人，也总是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为了真实地报道新闻事件，不畏艰险，甚至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他们为世人留下了一件又一件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和历史镜头，他们的业绩也是永垂史册的。
　　但是，在报业活动中，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背离这种严肃态度的事例又并不少见。20世纪后期，我国新闻学教科书中常举这样的例子：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年间，《纽约时报》曾经几十次地刊登过苏维埃政权即将瓦解的消息，可是苏维埃国家一直在国内外敌人的围攻下岿然屹立。可见这家自诩为“历史的纪录者”的报纸，有时也会受到历史的嘲讽的。不过，后来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现实：几十年来呈现在前苏联报刊上的苏联社会面貌是那样美好，五年计划次次提前，生产记录年年刷新，人民安居乐业，城乡歌舞升平。在苏联报刊上从来见不到民族冲突、厂矿罢工、农民闹事、吸毒卖淫、抢劫犯罪之类的消息。可是1991年寒冬季节，这个一贯歌舞升平的国家居然墙倒楼塌般地迅速瓦解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不禁要问：几十年来的苏联报刊有没有真实地反映现实、纪录历史呢？西方新闻界以前总是揶揄说：“《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现在看来此话是否也不无道理呢？也许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推论：正因为苏联报刊的宣传长期严重脱离实际（这一点连当过《真理报》20多年的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也一直感到“心里极为不安”，当年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雅可夫列夫就曾忧心忡忡地说“总有一天工人阶级要为此而同我们算总账的”），人们早就存有逆反心理，所以当80年代末种种社会阴暗面见诸报端时，社会心理马上产生强烈的共振和严重的波澜。也正因为苏联报刊对执政当局有过的失误或罪责（如滥杀无辜）一直没有提供真实的信史材料，于是种种民间流传的野史秘闻大行其道，愈传愈盛，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和杀伤力，终于导致对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认识的混乱和颠覆。这样看来，报纸能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记载历史，就不仅只是报纸本身的事情，弄不好还会带来极其严重的“人亡政息”的政治后果。
　　揆古察今，笔者以为继续强调报人要写真实、写信史、用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报道新闻，恐怕并非多余之举。我们办报纸、写新闻，既要对今人负责，也要对后人负责；既是为了让今人知情，以便参加社会生活、参政议政，也是为了让后人知史，以便借鉴既往，开辟未来。为了现实和为了历史，这是相辅相成的，前者的影响更直接，后者的影响更深远。歪曲了历史，嘲弄了历史，免不了会遭到万世唾骂的。
　　要用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报道新闻，窃以为起码要做到三点：
　　一、不要漏报。世界上的事情那么多，报纸不可能事无巨细有闻必录，但是重大事件、势必要载入史册的事件不能漏报。十年动乱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么一位万众瞩目的国家元首，居然刹那间从政坛坠落了，几年后又在某地去世了，这样的重大事件能不报吗？北方重镇唐山市，一夜之间成了废墟，死难人口20多万，这样的重大事件能不报吗？可就是这种特大新闻，在当时那种“史无前例”的政治环境下，没有见报也不能见报。凭借这样的报纸，编写每年的大事记都不可能，何谈编写信史呢？
　　二、不要误报。新闻报道应该绝对真实，和客观实际不能有所背离。时间、地点、数字、过程，决不能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胡编乱造。一旦发现发出的报道与客观事实有所出入，就应该及时更正；一旦发现客观事件有新的发展变化，所作的报道也要及时补充、修正和完善。现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更正，对错报、误报的事情听之任之、默不作声，或者用一篇新的报道加以掩盖，这种陋习几乎成了多少年来的潜规则了。与此同时，弄虚作假的风气也在新闻界大行其道，广为蔓延。真不知道这样下去将会给后人留下一部怎样的历史。
　　三、不要曲报。如果说误报有可能是由某些客观原因或技术性原因引起的，而曲报则主要是由主观原因或报道思想的偏差造成的。有些人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常常把客观事实当作可以任意摆布、捏弄的橡皮泥，总想“让事实为政治服务”，于是就有了这类表现：一曰掩盖。掩盖矛盾，掩盖劣迹，说好不说丑，报喜不报忧。60年代初由于“三面红旗”的折腾，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数千万人在挨饿以致死亡，“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可是实情概不披露，还把一切归之于“自然灾害”，这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二曰吹嘘。涂抹包装，渲染拔高，在成绩中掺水，往人物脸上贴金，肥皂泡满天飞。“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新闻”、文革时期的“歌德式”新闻，都是其典型表现。三曰扭曲。或扭曲事件真相，任意嫁接；或曲解人物言行，断章取义；或任意变换角度，颠倒因果。历次政治运动中报纸上指名道姓批判的“反党言行”，大多属于此类，此等流毒至今尚未绝迹。以上种种都可以称为曲报，曲报的新闻连成串，历史也就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了。
　　当然，据实报道，不漏报、不误报、不曲报，这还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要对历史负责，当然还要解释新闻、评述时事，还要剖析事理、引导舆论，以便团结人民为推动历史前进而努力。诚如史量才所说的“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益而相从”。但是，如果连真实地记载事件都做不到，又何来正确的解释、评述和剖析呢？如果客观现实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妞，又何来诚信以引导舆论、团结人民呢？如果总想掩盖或扭曲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这样又将把历史引向何方呢？
　　总之，一个严肃的报人，应该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应该学习历代正直史家那种秉笔直书的治史精神，不畏艰难险阻，忠实地记载每日每时发生的时事变迁，否则就愧对先人，也愧对子孙。一个国家的报业，应该是社会的明镜，应该认真记载自己国家的演变历程，为史家提供真实可靠的信史材料，否则就是整个报业的失职。如果某一时期报纸的记载充满了失实和谬误，若干年后竟然要史家来重新考证、一纠正，那就是这一时期报人的耻辱。如果这种情况的形成是执政者干预、压制或操纵的结果，如果总是对说真话讲真理的报人或报纸兴师问罪、大兴文字狱，那末，这样的执政者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世人千秋万代的唾骂。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业在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积习难改，问题多多，阻力重重，观念和体制的转换依然任重而道远。不过，历史总是要向前进的，人们有理由期盼：二千多年来进步史家能够做到的事，今天的报人也应该做到；七十年前民主派报人能够做到的事，今天的社会主义报人更应该做到；往昔专制集权统治之下尚且有人做到的事，今天的人民共和国更应该允许和鼓励人们去做到。否则，又何谈人民利益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呢？又何谈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推进现代化、民主化的大业呢？
　　注：（1）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徐培汀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2）《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37238页。
　　（3）《申报的兴衰》，第181页。
　　（4）《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5）同（2），第299300页。
　　（6）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7）八十年代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里面就没有这样一类绝对不该缺失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