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欠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发达抒情诗人

　　有一年我差点把张驰当晚饭煮吃掉了。如果是那样，那就少了一个北京病人和多了一个吃人的人。那是八十年代末，在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诗歌事业的高潮中，我们家被弄成51号兵站、冰山上的来客和永不消逝的电波。整天熙熙攘攘，来往人群络绎不绝，行止可疑。我们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决不超出地下党员互相之间的关系。那天傍晚，好不容易最后一批客人也走掉了，张驰、老卫、大仙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拿什么弄晚饭吃啊？我惊呼道。杀人吧，谁胖吃谁。那时张驰还没有现在这样肥硕，该被吃掉的是大仙，于是他的一条小命就这样保存了下来。事后我感到不妥对别人这样解释道？（这些人）都当自己是波德莱尔呢！
　　大仙吓得从此音讯杳无。后来才知道，他是找老牛喝酒去了。大仙喝多了就回不了家啦。他爬上了一个肉案子上睡觉，肉案上有一层大油，大仙得使劲把着肉案两边，才能保持住平衡。这个故事的疑点在于：大仙不可能自己爬到肉案上去，除非某种奇迹产生。张驰的故事都带有这样一种奇迹的味道，起码是稀奇古怪。京城著名发烧友大廖耳鸣，结果从耳朵中取出了一只知了便好了；老葵在同一家诊所被确诊为心脏有病，老葵不信，胡主任当场就从他心里拔出一把草来，并吩咐护士把草种到院子？；小螳螂吃饭时，忽然想要回家等王大绑的伊妹儿，说一个小时后回来。老葵不放心，让小螳螂押一条腿，小螳螂犹豫了一下，便卸下一条腿，蹦着走了。老牛喊来餐馆经理，让他把小螳螂的腿存放在冰柜里。还有一次，老牛的女朋友羽坐飞机从云南回北京，大廖同时从北京去云南，两人乘坐的飞机在空中擦肩而过，互相都认出了对方，但由于飞机速度太快，加上又是冲着相反的方向，两人都以为自己看错了。
　　这些故事很像是出污泥而不染它们有一端深深地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有着确凿无疑的生活根据，就像《北京病人》这本书的封面开列的的那个长长的名单老康、老葵、老牛、老放、老黑、老卫、大廖、狗子等，都是在这个城市中和我们一道呼吸的大活人；但另一方面，它们又能跳生活的泥坑，于不知不觉之中，实际生活悄然隐退，想象的花朵对着蓝天白云突然绽放起来，弄得人疑疑惑惑。比如说老驰所住的院子里有一老干部只准让家里的小保姆喊他上校这可能是真的；可是接着说：每天上午升百叶窗时，老干部一定要小保姆跟他一起向百叶窗敬礼。这就有点没边没沿了；跟着又继续说小保姆不堪忍受，告到了家委会，从叙事上讲，这几乎接近放肆了。但是聪明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心一笑，饶这个职？说谎者一把。（费里尼语）
　　最邪乎的是这个故事：老牛（我在电影学院的三好学生）经常很晚回家，他们家所在的楼夜间12点关门，老牛不得不在这之后将看门的师傅从睡梦中叫醒，弄得师傅很烦。于是他和师傅达成的条件是老牛同意为楼里出板报。我本人是这幢楼的常客，读过不止一期这幢楼里的板报，内容很朴实，都是关于如何保存大白菜和冬季保养注意事项之类，要说是老牛出的。也未尝不可。因为老牛这个人生性善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而且实际上如今还在做这种事情的人，在精神上就和老牛他们一样属于少数民？，缺乏通常人们具有的现实感。为此事我给特地老牛打了电话，我诈他说从这些板报中我受益匪浅，没想到就是你出的。老牛在电话那头也承认很多人打电话问这件事。真正的答案当然是令人哭笑不得，老牛一个字也没写过！老葵回家晚的故事是这样的：他的太太蕾让他走到阳台上，数数对面的楼上还有几盏灯亮着。老牛听说后，一口咬定是蕾本人到对面楼上拉的电闸。把故事说成这样的张驰完全是一个恶作剧的家伙，他本来是和大家一道在地面上行走的，后来不知不觉他就走到水面上去了，他还要愣让人感觉不出来，就好像他从来没有掉进大河里一样，于是在水面上疾走如飞，做出种种杂耍的、异想天开的表演。说实话，张驰这样做非常像他在这本书里开宗明义讲的那个花痴，这个人暗恋着写字楼里的一个年轻秘书，有一天他端着一个酒杯，到写字楼找他的心上人，结果走出露天酒吧掉下了屋顶。他迈下屋顶的脚步因为酒精的作用变得有些蹒跚，由此也更加自信和坚定。张驰在充当失事的船只时其步履也是同样地自信和坚定。
　　比起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来，张驰自封飘的一代这伙人一天当中出门的时间还要晚一些：不是在傍晚，而是在天色完全黑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冬季则差不多七点半钟，上班的人们带着疲惫不堪的表情回到了家中，他们正好从相反方向开始精神十足地出发了。他们也不在街？闲逛，无意向众人表明什么是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的概念，白天和夜晚不是用来表明时间的，而是用来表明空间的他们所在的地方。因为晚上长时间的聚会，他们通常要睡一个上午，中午迷迷糊糊起床，熬过一个漫长的下午，快乐的夜晚又来临了。天天在城里混，泡吧、蹦迪、喝茶、搓麻、吃夜宵，聚到最后大家都有点颓了，完全无话可说，要不然发楞，要不然一起傻笑。所谈所嚼之事尽是无厘头以人为本，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不知其所以好笑而笑，问非所问，答非所答，无可无不可，因莫名其妙而妙语叠出。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有那儿出了问题，那儿发生了断裂，他们就紧贴着这些裂缝，代表者裂缝和钻在裂缝中不肯出来，在裂缝中求生存，同时也在试探、检验着这？裂缝的各种情况，它们的宽度、长度、高度、明暗度，它们仍然具有的承受能力和容忍的限度，以及进一步将这些裂缝加以发展、扩大而同时也在弥和。
　　最早出现的纨绔子曾经有着明确的历史目标，反对粗俗而缺乏想象力的暴发户阶级，是捣毁机器的无产阶级精神上的同盟（尽管互相防备得更加厉害）；加缪曾经将这些人称之为形而上的反抗，冒？是他们的本职和业余的工作。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批寄生虫不同，看不出来他们想冒犯什么人，对周围的世界他们并不抱轻蔑的态度；相反，他们对一切轻蔑都嗤之以鼻，对轻蔑、侮慢、引起的痛苦都极为敏感，回避那些因宏大叙事引起的可怕的感情，而专门热衷于生活中最细微末节之事，如此沉湎于它们，几乎要对它们唱颂歌了也正是于其中，我们和周围世界的关系、比例正在发生悄悄的改动，我们自身的尺寸也在得到修正和调整。
　　这些走在深渊中的人们，把自己沉沦到那样一个最低的限度，仿佛想以自己的痛苦来安慰别人的痛苦，他们多像萨特笔下的反圣徒圣勒？；而另一方面，运用都市颓败的生活造成灿烂的、灵动飞舞的诗意，也仿佛恶之花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