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法西斯的美学

　　苏珊桑塔格写于年代的一篇长文《迷人的法西斯》源于兰妮来芬斯坦（）的一部新摄影集《鲁巴的末裔》的出版。此人是纳粹时期一名十分走红的摄影师、导演和演员，所拍摄的影片包括描写年纳粹党的大会开幕仪式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但她并没有像为这个臭名昭著的党和政府摇旗呐喊的其他艺术家在战后随即消失，原因在于，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体现了一种看似独立而诱人的美学，这使得人们可能忘记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而仅仅从感性的外表来接受它们。
　　鲁巴人是非洲的一个土著民族，兰妮在拍摄中突出刻画了一种原始背景下远离文明的理想状态：烈日下鲜活欢笑的脸庞、健硕粗壮的身体和身体上刻画的疤痕、摔跤和葬礼这样一些奢华的召唤大魂的时刻，于其中生活成了戏剧化的舞台和仪式，陷入迷狂状态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极乐。这组照片最晚摄于年，然而桑塔格坚持把它们和兰妮自年代起一贯的政治及美学倾向联系起来。尽管这组多幅摄于不同时期的照片，所描绘的是非洲土著而非雅利安人，但其中所涉及和流露的纳粹意识形态命题却包括洁与不洁、清纯的与被玷污的、肉体与心灵（之间的张力）、欢笑无忧与尖锐批评等的多种对立。夸张、完美、纯粹的肉体和与生俱来的种族身分隐含着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反智主义、拒绝反思，批判精神被认为是腐朽的和毁灭性的。它可以用戈培尔的一句话来说明：犹太人偏激的知性主义时代结束了。
　　如此桑塔格指出，法西斯主义并不仅仅代表着恐怖和残暴；它也不仅仅要求艺术家们的服从。它本身就采纳了很多艺术的辞令和手法。它的意识形态最黑暗的方面在艺术中或在艺术的名义下，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更利于它的存在和表述。兰妮便是这样一位自称的唯美主义者。她在不止一部影片中将高山表现得无限优美和危险，表明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放射着一种幻异的光芒，诱惑人们产生某种超异的和自我超越的印象投入同胞的团体或死亡，而身处低矮的山谷中的人们则被当作一种腐败，以衬托高山的纯洁。
　　体壮如牛的鲁巴人最令人眩目的美是他们的摔跤。兰妮解释角斗手和热切的观众所看中的并非是赢者本人的荣誉和奖品，而是这样的活动可以更新部落神圣的活力，令肉眼看不见的性灵世界展现于群体之中。这里，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是通过炫耀暴力、非凡的体能、忍痛的耐力、一致投入的快感，通过奢华的场面建立起来的？第三帝国更直接的做法是通过广场上的大型汇演或团体操表演：在某个看不见的强有力的意志的神奇支配和操纵下，人群大量地汇集和分散，迅速地向中心聚拢，转瞬又四下飞奔（为了下次更牢地凝聚在一起），如同物件一样重重堆积，蚁群一样分辨不清，既共聚一堂又彼此隔离，傀儡一般骤然立定和决不动摇。不断变换的队形和衣饰，从不知何处涌来的异彩缤纷的人群，数量上的庞大和不断倍增，正好体现了操控权力的庞大、倍增和坚不可摧，美哉壮哉！某种美的东西来源于某种从天而降的神秘性力量，个人的价值和合法性也在于他如何体现了操控权力的神秘意志，在于他作为被动的木偶和主动的操控权力之间的神秘关系。桑塔格指出，纳粹的乌托邦美学完美的肉体、天然的种属更富有性感的意味，有着情欲的外貌，于其中人民通常被表述为阴性存在，他们需要一个铁的主宰；于是原来性的内容被转化为领导人的魅力和追随者的欢愉，性的精力被转化为对群体有益的精神的力量以及对个人的一种克制。《意志的胜利》中的近乎狂喜的群众表情，体现了领袖令他们达到性高潮。
　　这种美学的另一诱人表征是纳粹的制服。比较起平民化、缝工也较为粗陋的美军制服来，党卫队的制服紧身、笔挺、风度翩翩，包括手套、皮靴等，处处体现和助长着把对方视为次等动物继而加以灭绝的优越感，甚至成为行使暴力的依据。如此挺拔俊美的人应享有一般人不具有的特权，这类奇思怪想只有放在纳粹整个意识形态的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桑塔格富有深意地指以在她所处的年代，仍然流行着对制服的幻想，它们暗示着团体、秩序、身分、能力、合法权威，合法使用暴力等，这是处于不可理喻的孤独状态中的人们都可能产生的联想，也是任何时候法西斯主义可能产生的土壤渴望重新回到人群中去，不管以什么样非理性的方式。桑塔格敏锐地发现，实际上，法西斯主义代表了很多今天混在别种名目下的理想：以生命为艺术，迷信美，盲目尊崇勇气，弃绝理智，混入人群之中来掩饰个人对于周围世界异化的经验，不停地寻找和制造新的救星、救主，加入流行的各种潮流之中总之尽量把自己整个交给一片混乱。而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流行的一些服饰和佩戴的装饰物皮革、皮靴、铁链、胸膛上悬挂的闪亮的铁十字章，以及门口写着不穿皮具不得入内的酒吧等。它们继续慑服于并运用纳粹主义的意象，作为情欲或性的外观表征，同时也表现着对彻底的暴力的潜在渴望（至少是毫无戒备之心）既迷人又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