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活着：艰难而有尊严为钟朝岳先生六十九寿辰而作

　　朝岳先生来信说，今年七月十一日是他的六十九寿辰。
　　朝岳先生是我的没有见过面的朋友。
　　但我见过他的照片：瘦骨嶙峋而目光炯炯有神。
　　从电话里我听到他的声音：洪亮而有劲。
　　我更读过他的文字：简短而处处见血因历经苦难而笔尖滴血，因葆有尊严而笔底显血性。
　　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九死一生》。一开头就引用了一位作者的话：“反右中的形形色色的怪事，各地方、各地区被错划右派的那些小人物的事情，至今不要说正史没有，野史也没有。而当时和以后受难最深的、最见不得天日的、最被冤屈的，投河，上吊，饿死，累死，打死，气死，病死（早逝），最多的，正是他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谁为他们写一部历史呢？谁把他们的事情昭示天下呢？”
　　这正是他自己的心声，是他的发自生命深处的泣血的呼唤。
　　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右派“小人物”。确如朝岳先生所说，右派这一段历史是被强迫遗忘的；而人们偶然提及，关注的也是右派中的头面人物与知名人士，这自然无可厚非：这些人影响大，对他们的思想、命运的透视，是能够揭示出当年的“鸣放”与“反右运动”的被遮蔽的许多重要方面的。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所谓“反右运动”是一个遍及全国的全民性的大清洗，蒙难者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将他们的命运排除在视野之外，也会遮蔽许多真相。
　　就以钟朝岳先生自己的遭遇来说，当年他作为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普通学生，因为对党员班长分配助学金的做法提了点意见，就莫名其妙、胡胡涂涂地当上了右派。这样的“莫名其妙、胡胡涂涂的右派”是当年的右派的大多数，本身即很能显示所谓“反右运动”的实质：后来公布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就有一条：“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员，诬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者皆为右派，原来不仅党组织本身，连同它的基层领导成员，以至积极分子都是不能提意见的，钟朝岳及无数的小人物犯的就是这个“天条”。后来，钟朝岳被划作三类右派，留校察看，比起其他或被判徒刑，或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算是“幸运”的了；但正如朝岳先生所说，处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左派自然从不放松打击自己的机会，中间派也不敢接近自己，这样的群体中的精神隔绝，其心理的压力、心灵的折磨，是非亲历者所绝难想象的。在大饥饿的年代，钟朝岳更是被发配到县城边远荒山野地劳动改造，几乎累死，饿死，还要经受右派内部的相互残杀的“窝里斗”（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革中钟朝岳这样的“死老虎”更是成为各派势力手中的政治资本而受尽折磨与戏弄，几被打死。而更能显示这些右派小人物的命运的，还是朝岳先生所说的“复出后在困苦和惊吓中的煎熬”。近二十年来，当年右派中的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中的许多人逐渐走出历史的阴影，并重造辉煌，这都是显示了历史的进步的；但仍有大量的钟朝岳们，被有形无形的阴影所笼罩，如朝岳先生所说，“虽然‘平反’了，但限制仍旧多多。工作，调资，分房，晋级，到处有关有卡，明的暗的都有”，这简短、平静的叙述背后，隐含了多少辛酸，痛苦！
　　因此，当他看到电影《牧马人》里，右派主人公在问题改正以后，发给了五百元的补助费时，不禁感慨万端：因为他自己为五十元的补助，四处奔走，却被各级领导推来推去，受尽屈辱却分文未得。《牧马人》还有一个光明的尾巴，也让朝岳先生哭笑不得：“不是每一个‘右派’都有那么一个有钱的住在国外的父亲的！”人们偏偏“忘记”这最简单的事实，却用一块“红地毯”将无数右派小人物仍然不能摆脱的真实的生存困境掩盖了。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们仍为“反右运动”有可能“重来”而心怀余悸，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他们惊惶不安。他们依然没有话语权：朝岳先生所写的有关反右、文革的文章，投寄出去，都如石沉大海。而当商业大潮席卷全国，全民“奔小康”时，朝岳先生这样的小人物，自然地落入弱势群体，暮年更是灾难频频：儿子惹车祸，欠了一大笔债不说，自己也身患癌症，终日痛苦呻吟不止！朝岳先生因此写有《自嘲》一首：“香水山下一书生，一生一步一个坑”：真是每迈一步，都有陷阱、深渊在等待着自己！朝岳先生看得很清楚：“在我所处的时代，像我这样处境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因此，我们这里所面对的，绝不是钟朝岳先生个人的不幸与苦难。而且我们还要看到，钟朝岳先生毕竟还写出了他的痛苦经历，还有更多的人，连这样的倾诉的机会都没有，这无声的中国里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真实的痛苦与哀哭，至今还是被淹没的，而且是淹没在全民的狂欢里！人们如果真的要想知道真实的中国，真的关心与思考中国的未来，是不能不目光向下，关注这些小人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心的呼唤的。
　　我们说“目光向下”，还有另一层意思。这是鲁迅当年说过的：“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欺骗”，“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那里有真正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这是一点不错的：小人物有大境界，生存境遇的卑微中自有精神追求的崇高。
　　朝岳先生一再呼吁要“记下这段历史”，绝不是为了他个人，让他寝食不安的是：“当年的当事者越来越老，越来越少了，不少人已经被苦难埋进了历史的尘埃，仍留在世上的不是身残，就是心残，只求安稳地度过残生，无力去挖掘历史的伤痛了”，而社会早已将这一段历史遗忘，对历史的悲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无人过问，也无人研究（或不便研究）”。但朝岳先生作为那场灾难的“幸存者”，痛苦的记忆如山般的压在心上，“即使白天忘记了，也会从晚上的恶梦中反应出来”；“个人的苦难倒不算什么，所担心的是历史教训没有明确，历史的悲剧又会重演。在我们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都非常薄弱的国家，还经得起像年那样的折腾吗？一个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知道反省，更不愿意改正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不愿意看到子孙后代再受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苦难”。想想看，尽管自身已经陷入贫病交加的生活的绝境，朝岳先生心里想的，仍然是自己的历史责任，民族的命运，子孙后代的幸福：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境界！
　　朝岳先生在他的《自嘲》诗里，还有一句：“历尽世间苦和难，方知怎样作个人”。尽管不过一个平民百姓，一介书生，却自有人的尊严，更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责任。他珍视自己手中的笔这几乎是他唯一的财富，他的力量之所在。退休以后，他始终笔耕不止。文章都不长，却言之有物；发表的机会并不多，也少有刊登在显著位置上，他只要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思想，对文化教育事业的一片热忱，这就足够了。看他那样执著地关注《南方周末》、《杂文选刊》、《天涯》这些敢说真话的报刊杂志，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它们写读者来信，发表对刊物上的文章的读后感，对作者队伍的组织、栏目的设置与编辑提出自己的意见，真令人感动；这些刊物之所以越办越好，不仅靠作者、编者的努力，也要靠朝岳先生这样的“忠实读者”始终不渝的支持。而倾注了更大热情的，还是朝岳先生的本行：中学教育事业。学生的课外阅读，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师生关系，家长的责任无不在他关注之中；他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大声疾呼，又为青少年足球迷说公平话；他提醒人们：“‘减负’不等于素质教育”，提出“必须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性教育”；他告诫“中学生要学会独立思考”，并以家长的身份“寄语”青少年：“如果我还年轻，我一不吸烟二部酗酒三不打牌四不打人不做一切有损于人有损于己的事。我将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只有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救人救世救自己”。没有语惊四座的宏论，说的全是常识，句句都很实在，却处处跃动着爱护年轻人的拳拳之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人的力量。读着这些看似并不起眼的短文，我从中感受到的是，鲁迅所赞扬的为培育文化和后代，“不怕做小事业”，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泥土”精神（《坟未有天才之前》）。我还想起了鲁迅为未名社的韦素园写的一段话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我也仅以此语书赠朝岳先生，以贺寿辰。
　　年月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