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我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不重要的立场

　　这个题目的意图很清楚：是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批评，换句话说，是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自我批评，是对女性主义批评所做的自我限制。我们不能以为我们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变得不需要任何限制，曾经遭到过多的约束就变得不需要任何约束，尤其是自我约束。一个愤怒的和受压抑的人最有可能的是再度不公正地去压制别人或别种声音，导致另外一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黑暗降临。所以我主张不只在女性主义批评这个问题上任何一种批评的立场都应包括一种自我批评在内，批评者要及时地找出其自身存在的盲目和误区，文化的反思者也得习惯于自我反思，善于自身的调节和调整。如果仅仅是找出别人的误区便万事大吉，做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像个中心似的，不仅最容易不过，事实上也难以产生任何积极的成果，那么我们（包括女人和男人）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我所说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不重要的立场是指：
　　第一，我不仅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男性主义者。我宁愿用被取消而不是被压抑（尽管这中间只有细微的差别）来描述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文学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语境。而当时确切地说，被取消的不仅仅是女性的性别身份，女性在精神上文化上的差异或特点，同时还有其他种种声音：人道主义的声音，人类良知的声音，说真话讲出真相生活在真实之中的权利和声音，也必然包括男性的声音。完全可以想像，当女性们尽量地抹杀和掩盖自己女性身份的同时，男性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即拼命取消和抹杀自己的男性性别，以及男性在精神上文化上的种种差异特点。岂止女性之页是空白的，男性之页也空白得很。当柯湘对雷刚进行循循善诱时，当江水英引导那位男性大队长你往前看，再往前看，乃至他完全看不见了时，被弱化、被书写和处于劣势的同样也包括男人。所谓男女不分，男同志和女同志一样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并不是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让女同志向男同志看齐，而是同时将男同志和女同志置于无性别差异状态，无性别是他们共同的特征。只有在无性别中才能消除包括最后一道差异（男女差异）在内的一切差异，借用一个现成的句式，即当男女无差别之时，才是一切差别取消之日。当然，这里是一张夹层饼，在总体上男女无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夹着那层历史悠久的男性中心的馅，尽管这中心只剩一个空洞的壳，叫它做男性准中心也许更合适。考虑到弗吉尼亚沃尔芙所虚构的莎士比亚和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不难想像，此时若是有一位具有莎士比亚那样天赋和才能的人，他也将和莎士比亚的妹妹一样没有机会和前途。将男人弱化和置于不利位置上的种种后果一直延续到现在，作为一名女性，这方面的例子我就不多举了，免得有不严格要求自己或陷入另一种本质主义之嫌，事实上也已经普遍流行着那句著名的俗语：盛衰。不管怎么说，如今我们这些被取消或被压抑的女性已经站出来，莎士比亚的妹妹们已经浮出历史的地表，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阐述自己的立场，展示自己的才华，那么，那些被取消或压抑的莎士比亚们是否也同样站出来，面对自己的性别空白乃至许多方面的空白，提出发展自己和超越自己的要求？当我说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是在追求一种公正；为了更好地贯彻我的公正的立场，我同时也是一名男性主义者，站在被取消和被压抑的莎士比亚们这一边，对他们的弱化处境及其他所有艰难的处境表示关注和同情，就和关注和同情我自己的这一性别一样。显然这不是再度回到沃尔芙讲述的莎士比亚和他的妹妹的不公正的故事中去，不是邀请男人重新回到他们准中心的立场，完全不是这样。我所说的男性主义，是经过了女性主义的男性主义，是分享了女性主义话语的男性主义；作为一名新的男性主义者，不管其是女人还是男人，都要走完女性主义的全部历程，并始终同女性主义并驾齐驱。
　　第二，我不仅关心文学，关心女性在精神、文化和文学方面的成长和发展，而且我还关心政治，关心妇女尤其是普通劳动妇女所处的生存状况。按说这不应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我们的做法往往是以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曾经有一度，我们（也包括男人）仿佛只能讲政治，不能讲文学，现在于某种程度上又变成了只能关心文学和文化，不宜关心政治和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一个知识女性或先锋女性似乎不屑于关心普通劳动妇女所关心的问题，她的目光只投向那些形而上的更高层次。我自己也这么做过。但现在我改主意了。为什么不去关心事实上我们也被牵涉其中的政治生活？不去关注诸如下岗女工、女大学生的分配、女童失学现象等现实问题？尽管我前面引用过盛衰这种普遍的说法，但实际上我国妇女从政参政，在更重要的领导层次具有决策权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我为什么不去关心这些事情？我因害怕什么而把自己束之高阁？难道我自己不也是处于激烈的社会竞争的劳动大军之内的一名普通妇女？1997年9月份我因一点小事住医院四天，继生孩子之后第二次住进妇科病房，八个人的房间除一人是我的同事外，其余六人皆为普通工人或曾经、一度是普通工人。昕了她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为她们的生活状况感到十分震惊。下岗、待业、缺少职业培训、较低的工资、疾病以及家庭其他成员的疾病或死亡，给她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沉重负担。她们当中的每一位开完刀回来我就用床单捂着头脸偷偷地哭，听见她们的呻吟使我泪流满面。她们自然亲切友好的对待病友的态度也使我终身难忘。我本来是属于她们之中的一员，当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她们的疼痛和不幸，我知道我自己无疑是站在她们一边的。如果有可能，或者我自己更应该创造机会，去帮助她们，替她们呐喊或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建议仍然继续使用女权和女权主义这种提法与女性和女性主义同时并举，而不是用更具文人气的后一组将前一组取代。说到底，并不是一个词汇（Feminism）的翻译问题，关键是我们自身的实践和实践的需要。
　　第三，尽管我对文学和政治同时感兴趣，却坚决主张把文学和政治及性别问题分别对待。也就是说，一方面给出足够的女权主义的天地，另一方面也留出足够的文学的天地。文学就是文学，也只能是文学。正像物质的对象只能用物质的武器来打败一样，文学也只能承担文学自身的功能和职责。仅仅从一种被压抑的政治立场出发，很难产生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原因有二：一、作家看待世界的目光及所看到的世界都会发生倾斜，人们将无法看到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其他东西，其视野将大受限制，一个受控制的、不自由的头脑是不适宜写作这种本质上是精神自由的活动的。二、将愤怒和积怨带进文学，会造成文学意义上的句子、段落、结构等不堪忍受的重负，会给想像力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害。由于缺少艺术上必不可少的距离、尺度和分寸，到头来甚至分不清哪儿是真实的或想像的经验，哪儿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从自白的愿望出发，最终变成了自我虚构、自恋和自媚。性别的问题对文学来说也是一个颇令人费解和困惑的问题。如何从一己的性别出发而写作？如何只会发出那种性别的声音而不包含其他声音？不是说迄今为止有关性别的知识都受到污染了吗？不会是想要越涂越黑、越黑越美吧？一种性别的意识（或任何其他什么意识）加入进来对作品的完成和其价值的增益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如果它不能作为一种创作的立场那么它如何作为一种批评的立场我指的是文学批评呢？抑或它更是文化批评的或政治批评的立场？抑或只是部分地、局部地被提及的东西？就像在文学领域中被偶尔、暂时、局部地提及的许多其他东西一样，如民族、阶级、南方、北方这样一些概念？在性别与文学写作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仍不改初衷，始终坚持1993年我在《苹果上的豹当代女性主义诗歌》这本书的编选者序中所表达的立场：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写作和不写作之间，而写作的女人和不写作的女人之间的差异不亚于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差异。换句话来说，写作的女人和写作的男人之间的共同之点，远远大于目前人们所想像的；和其他不写作的人们的距离，使得她们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
　　当然，人们并非一下子就踏上写作之路的。开始总是显得犹犹豫豫，信心不足，介于写作和不写作之间，对写作的规则也不甚了解。处于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便越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对于初涉写作者，对于尚在尝试批评的人来说，文学上的女性主义是一个新的想像力的资源，是一片有待发掘的新大陆，是一整套新的话语系统（新的东西对后来者总是更加公正乃至优惠），因而可能是她们借此打开道路的一种更加快捷的方法，成为真正进入文学的预科学校，或有关文学知识的普及班、作者的写作身份得以确立和认同的过程。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预科的课程是人人都要学的，不在这儿学在其他地方也要学。甚至对于有较长写作历史的人来说（其中仍然分为富有经验者和经验不足者），也不失为剌激新的灵感和想像力的一种途径。说到底，文学也并非是拒绝外部的封闭系统，它总是在文学和非文学之间来回上下地滑动，不断冲破旧的界限和建立新的界限。一种能促进写作的东西也是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的。当然这样一来也就可能面对另外一些陷阱。比如其作品有可能成为商业或色情市场的一？卖点，其批评有可能成为精神和文学双重萎缩之后的一个理论上的卖点，尽管动机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往往并非那么直接，但有的时候某种直接性还是让人看得出来的。
　　上述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也即是我的立场。之所以说是不重要的，是因为立场这种东西更多地是一种阐述，比阐述和表白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做，去行为。而一旦做起来，所面对的是许多细小的规定，所需要的也不只是三、五个立场，可能是三、五十个立场乃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