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贵：意识的强化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再发展

　　内容提要：中日文学比较研究首先必须强化理论意识，突破实证研究的终点，把一种“事实”的证明上升为“意义”的阐释。在目前不同的研究层次中，“事实异同原因模式”研究思路才是文学关系研究的完整过程，才具有“意义”。其次，在意义研究中必须强化批判意识，确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中国在东方文化价值论面前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当年“东亚一系”、“同文同种”的文化逻辑最终走向了“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政治逻辑。第三，比较文学的思想本质是对民族主义的超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民族比附心理过重，必须强化人类意识，以促进文学与思想的世界视野的形成。
　　关键词：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理论意识批判意识人类意识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是一门后发展、后兴盛的显学，而中日比较文学是这一领域中发展迅速、特色突出和成就显著的一个重要的分野。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学术园地。然而，与任何学术研究一样，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也面临着一种困惑、一个再发展的时代课题。
　　一、强化理论意识，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确立具有理论体系的批评模式
　　应该说，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与我国的中西比较文学的的发生过程有所不同。我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后发展学科，整个学术体系的建立过程基本上是一个从外国横移、引入的的过程：先引入西方的理论体系，再为基本模式选择对象，确定课题。这种研究方式一方面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具有学术思想的早熟性，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较明显的理论色彩；另一方面，也使一些研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切实性和非本土化特征。在这些研究中，有的研究者直接套用当代西方的某些理论，堆砌一些直译或自造的名词，而使文章缺少可读性。学术论文在发现新的事实和表明创造性的观点的同时，还应该与文艺作品一样，以获得更多的读者为追求。因此，学术论文所达到的境界是用人人都明白的言语表述人人都不明白的事理与观点，而不是用人人都不明白的言语表述人人都不明白甚至是人人都明白的事理与观点。我感到奇怪的是，一些评介和研究“接受美学”的论著也写得生涩玄奥，最终反倒影响了人们的接受。学术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理论的借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其中不能有自己的发现和发展，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证明了前人和别人的伟大，最终反而淡化了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即使不能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也要有自己的个别观点。这是进一步的学术规范。
　　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相比，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则往往选取了一种与之不同的研究路向：由具体实证研究到实证研究。这种研究路向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研究对象的分析变得极为精细，保证了研究成果的历史真实性和学术可靠性，可以说，这是任何一种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以此为起点而又以此为终点的话，最终实现的也可能仅是一种“知识”的描述和“事实”的证明，而非“意义”或“思想”的阐释和总结。实证研究也是一种研究，在比较文学领域，不能为比较而比较，最终还是要寻求一点意义。
　　在以往有关中日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中，这种为比较而比较的现象比较突出。单纯的资料性的实证和考据，只要是肯下功夫的识字者都可以完成，而枉费了作为学者的劳动。在有关巴金的长篇小说小说《家》与岛崎藤春的同名小说的比较研究中，有的研究者把两个文本进行一一对照，比较异同，但是却不能对构成二者异同的深层原因和意义进行分析，不能反映研究者自己独特的思想价值。我们除了知道两个文本有何相同，有何不同之外，并不能了解到更多的含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有所不同，影响研究有时可以通过事实的梳理来补充思想和理论的欠缺，至少还体现为交流史的价值。而平行研究则不能将研究对象进行单纯类比或现象罗列作为研究的终点，必须在并不相关的事实之间体现意义，研究者必须用自己的思想将这并不相关的事实连接起来，去探求其背后的意义，从而使这种研究本身获得更高的价值。
　　影响研究或关系研究是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且代表着中日比较文学的最高成就。从历史的渊源关系来看，中日文学、文化的交流、影响关系是源远流长的，这是中西文学、文化关系所不能比拟的。它给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无比广阔的空间，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在此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某些影响和关系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注重考察事实而疏于理论分析的现象。影响研究是要梳理关系的历史，而且对于新的发现也是十分有价值的。然而即使是在影响和关系研究中，单纯考察事实和梳理关系也只是描述过程而未去追求意义。
　　在目前的影响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层次：（1）“事实”研究；（2）“事实异同”研究；（3）“事实异同原因”研究；（4）“事实异同原因模式”研究。这最后一种研究思路才是影响研究和关系研究的全过程，才使学术思想趋于完整，研究也才包含有“意义”。而有些研究在前几个甚至在第一个层面上就停止了，未能完成模式的创造。模式是指在具体实证的基础上通过宏观分析而确立理论的模式，最后所抽象出来的意义类型。只有这种意义的类型，才是对于思想的丰富。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这一现象，主要是有以下原因构成的。
　　第一，两国文学、文化关系的特殊存在及其研究的薄弱。具体实证的方法就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和前提而被普遍采用的。前面说过，中日两国文学和文化在历史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由于过去对这种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文学关系缺少全面、细致的研究，因此，梳理关系、发现事实，便成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事实”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但不是最终目的。然而，相当多的研究却停留在这一过程，以事实为起点又以事实为终点，把历史研究变成了资料研究。
　　第二，日本学者传统的学术价值观的影响。从日本近代学术史来看，实证研究一直是一般学者的主要研究方法。这种传统的形成，主要是受中国清代朴学的影响。即使是在现代日本学术界，实证方法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这一学术传统最终使实证不仅成为日本学者的主要方法，而且成为普遍的学术价值观。应该说，日本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比中国要早，而且研究成果更为精细，更为卓著。中国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起步，主要是受日本的影响。而在研究中，有些成果又是直接从日本引入，并进一步扩展的。因此，实证方法便十分自然地成为中国学者的普遍研究方法。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和事实也与中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使用有潜在的关联：适应日本学术价值观的需要，以得到日本学术界的认同。因为双边文学比较研究与国别文学研究相比，更注重也更需要研究成果的交流。而且，在此之中，并不排除更深层、更个人化的原因。
　　二、强化文化批判意识，在意义研究中确立现代化价值取向
　　文化意识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介入，毫无疑问是研究的扩大与深化。特别是对于中日比较文学来说，更具有文学之外的真实意义。无论是历史的事实，还是学术的评价，中日文学均同属一个文化区域。在目前有关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几乎所有“意义”的表述，都在证明中日文学的文化一体论和共同感。而且这种认识又多是从积极意义上作出的单一评价。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不仅是一种历史背景的描述，而且是一种意义的确定。这已经超越了单纯文学研究中的简单事实研究的层次，而进入了一种意义研究的层次。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如何确认文化意识的价值取向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评价共同文化体系对文学和作家的影响问题。中日两国共同文化体系的主体儒家思想对两国的文学和文学交流构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其影响的消极性评价尚不多见。
　　应该说，儒家思想对于中日两国的影响既是有形的制度，更是无形的观念。使两国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缺少对于政治本身的直接批判，也缺少对个人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积极肯定。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从正面表现出集权政治对于文学和作家的影响，日本文学的“脱政治性”从反面反映出集权政治对于文学和作家的影响。即使是最受西方人士称道的中日两国的礼仪文化实质上是儒家等级观念的影响结果，它在本质上并不体现对人的尊重，而不过是身份制和名分观念的体现。说到底，是对人际关系的评价而非是对人本身的关注，往往流于形式化而缺少真诚。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文化意识，在近年来世界性的儒家文化复兴论的热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日本经济的成功，为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提供了历史的和精神的依据。其实，如果稍加分析，就会有一种不同乃至相反的发现。面对这一世界性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几个问题：日本的经济起飞是在明治维新之前还是在其后？儒家思想在日本是明治维新之前影响大还是之后影响大？为什么同是儒家文化圈的东亚某半岛的南部经济发达而北部落后？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和主体的中国经济的发达，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而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为什么一些并非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在迅速腾飞？当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准确的评价之后，我们甚至可以得出与儒家文化当代价值说相反的结论。一往情深必将带来一相情愿。对儒家文化当代价值的过分看重，必将忽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更为重要的动因。
　　无论从作家精神还是从作品世界来看，忠君思想与军国主义、孝亲思想与家族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所谓“国策文学”与其说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莫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性的概念。它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有着一定的思想关联，也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念的参与之下，中国产生了“抗战文学”。因此，对于“国策文学”的批判必须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文化的层面。
　　总之，中国学者在儒家文化当代价值论面前，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性。正如北京大学教授严绍所说的那样，文化一经受容就会发生变形，也一定不再从属于原文化系统。“日本儒学在近代化中的复苏和发达，是日本自明治变革以来80年间，始终未能建成近代型民主国家的重要的根由，不惟如此，相反，却架起了在本世纪前期通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桥梁。”当年的历史教训是，所谓“东亚一系”、“同文同种”的文化逻辑最终走向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或者“周边事态”的政治逻辑。而在当下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化批判意识必须介入。这种文化批判不仅是一种思想性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学理性意识。
　　三、强化人类意识，以人类的同一性为尺度，超越研究中的民族主义意识
　　可以说，比较文学的思想本质是对民族主义的超越。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意识的形成标志。因此，在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中，必须强化人类意识。
　　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的的对比。无论是从影响关系还是从文化价值来说，中国文学都处于比附的位置。这种文化关系往往决定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西方化倾向。而在中日比较文学特别是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本文学则成为比附性的了。这也是由影响关系和历史价值所决定的。因此，大中华文学观念和民族主义意识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某些研究成果之中。
　　众所周知，中日文学和文化关系史表现为这样一种流向：近代以前，日本受中国的影响；近代以后，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民族主义的研究思想在对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的研究的注重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中日现当代文学关系研究的相对忽视之中，也包含一定的文化心理的原因。
　　从中日文学发生关系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一直认定日本文学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辐射、延伸。毫无疑问，从文化源流来看，这是一种历史上的事实存在。在世界文化关系史上还很少有像中日古代文学、文化那样，存在着如此亲缘的关系。也正是如此，文化宗主国的意识比较强烈。当日本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之际，这种文化意识转化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一种道义上的精神支持。然而，文化从来就是两刃剑，在对于现实心理支持的情况下，也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民族文化心理的消极性惯性。
　　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中必须淡化这种文化宗主国意识，这种意识会使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产生一种民族主义意识，而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必然影响研究成果的学理性。与日本相比，中国对近现代中日文学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十分薄弱。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双方学者深层思想中各自所具有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作为中国学者，则必须强化对中日近现代文学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对日本文学和文化受容，不仅是一种艺术和学术的影响，更是对现代化的一种接受。如果我们不从固有的民族主义意识出发，而是从人类意识、学理性意识出发的话，就应该对中日古代文学与文化和中日近现代文学与文化交流的两种不同的路向表现出相同的理解。这就是文学与文化交流的人类同一性和一体化的意识。
　　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人类意识的介入是建立在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和一体化的事实和认识的基础上的。
　　首先，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人类文化的存在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来自于人类需要的一致和存在环境的相近，所以才有了相对隔绝状态中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发达的同一性。近水而造舟，靠山而弯弓，社会是隔绝的，而文明则是相似的。
　　其次，从当代社会的价值来看，文化成果具有人类一体化特征。无论是东西方文化还是中外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共同产物，其价值资源属于全人类。传播和接受文化不仅是人们的义务，更是人们的权利。因此，文化的异己感实质上是反人类性的。以人类意识为尺度，就是对民族主义意识和本位文化意识的超越。没有这种超越，人类文化就不会传播，就不会发展。文学和文化比较研究中必须淡化民族主义意识，而增强研究的人类性和学理性。前面所提到的文化批判即是用人类意识对民族主义意识的一种调节。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以同一文化体系内的关系研究为主的学术研究，因此，理论意识、文化批判意识和人类意识的强化，就应该成为中日学者共同的追求，也是中日比较文学再发展需要具有的意识。
　　严绍：《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见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中日比较文化论集》第171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