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谈做梦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二

　　回顾20世纪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民族和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做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段做梦的历史。
　　梦从100年前开始。1899年12月31日夜半，有一著名的知识分子正乘坐在从日本到夏威夷的海轮上，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那一霎那，他挥笔写下《20世纪太平洋歌》，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梁启超。以后他又写下《19世纪之欧洲与20世纪之中国》。他预言，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0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与今天某些老先生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颇有些相似，历史也真容易重演。他说：今世纪之中国波澜亻叔诡，五光十色，必更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拭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他的豪言壮语具有强烈的煽动性，然而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个梦。所以，梁启超是本世纪第一个做梦者。但他的中国将超过欧洲，演出一场壮剧这样一个梦却笼罩了整整20世纪。正像他所预言的一样，20世纪中国的智者、哲者、勇者没有一个不是梦的制作者，梦的实践者。制作者与实践者的统一，大概也就是20世纪中国梦想家的共同特征吧。其问题与悲剧大概也就在这里。孙中山先生也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家。他有一个绰号叫孙大炮，放大炮者好说梦话者也。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号召要大跃进时曾说，大跃进这个概念不是我提的，是孙中山先生提的，孙中山在世纪初就幻想着中国出现大跃进，我们不过继承而已。这是对的，孙中山确实是伟大的梦想家。五四时代，周作人也曾作出这样的概括：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都具有梦想家和传道者的气味。这是五四知识分子的特点。当时是大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曾写《未来的梦》，提到当时的大学生经常聚到一起畅谈梦话，谈得醺然欲醉，令人觉得犹有余味。本世纪3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东方杂志》发起征文《新年梦想》，响应者有100多位文化名人，纷纷谈他们做的各种各样的梦。其中最有趣的是施蛰存做的梦，即梦想未来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有抽水马桶。这次征文在普通读者中也引起强烈反响，这本身就构成了30年代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大家都来说梦。40年代的延安更是梦的国土。诗人何其芳曾写《画梦录》，到延安时他又说：我们的梦从特殊的少数人才有的梦变成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梦，我做了贫困者的梦，饥饿者的梦。我和那些一边忍受着当前最大的贫困与饥饿，同时又梦想着未来黄金时代的普通人共命运。他的话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就是40年代的延安不仅知识分子在做梦，农民也在做梦。而且知识分子的梦和农民的梦合一。就在这样一个梦的土壤上出现了20世纪中国最大的梦想家毛泽东。之所以说他是最大的梦想家，是指他的梦的大胆与影响而言，由此开始了由他率领亿万人民为了实现一个又一个雄心勃勃的梦想而奋斗牺牲不惜一切代价的毛泽东时代。概括说，这场梦在当时是历史的壮举，在过后看来，既有让人动心之处，又包含了太多的残酷与荒诞，让人后怕。八、九十年代，《文汇报》在60年后又发起梦想未来的征文，有五千多个文化人和普通读者参加，可见规模之大。90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又纷纷下海做黄金梦。这样，我们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勾勒了一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这是从头至尾在做梦的世界。正像鲁迅在五四时期概括的那样：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去的前梦黑如墨，在以后梦墨一般黑；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颜色许好，暗里不知：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暗里不知，身热头痛。你来，你来，明白的梦。这里连续不断对梦的追寻，追寻过程中身热头痛的痛苦、焦躁，以及最终也不肯放弃的你来你来，明白的梦的急切呼唤，都典型地表现了20世纪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正是一个世纪的梦的追寻和实践形成了20世纪中国人民、知识分子的一种梦想家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我自己就是在梦的环境里长大的，至今虽然我对梦想有许多反思，但是我仍然摆脱不掉自己根深蒂固的梦想家气质。这也大概就是一种新的国民性。这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这个做梦的历史。
　　我看了周作人、鲁迅的著作，发现对于梦，他们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首先，他们对梦本身是加以肯定的，重视梦的本身正面的作用。相反，他们对中国传统中不大做梦这一点提出了批评。他们也依然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立论。记得前几年我去意大利时看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拉菲尔的一幅叫《雅典学派》的名画，我看后非常震动。画面中心是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个手指天空，一个手指大地，这其实是象征着人的两种基本欲求或人的本质的两个基本侧面。一方面人要立足于大地，另一方面人又要飞腾于理想的幻空，所谓梦就是后者的表现。所以鲁迅说，人活在世界上，他总是不安于物质生活，他总是趋于一种形而上的需求，这是一种超越性需求，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趋无限绝对之至上者。所以人一定要脚踏实地在人生的现实生活中生活着，但人还要做梦，梦想能够超越有限和相对，把翅膀煽起来升腾起来飞向绝对的、无限的未来。或者说，人不能仅仅满足此岸世界，必须有一种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梦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超出人的现实局限性，趋向绝对的、无限的彼岸世界。而梦和现实是可以不断转换的。譬如说开始人们想飞，现在我们有飞机了，就说明人的梦变成了现实。在鲁迅看来只有在梦中，人才真正挣脱了人世的精神、物质的狭的笼，进入天马行空，无拘无牵的自由境界。五四时期他呼唤人间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的大旷野精神，这是梦的世界，不受人限制的孤寂的世界。周作人一再强调儿童荒唐的、怪异的、虚幻的梦，他认为这是健全人性所必需的。他说：梦想是永远不死的。在恋爱中的青年有梦，黄昏中的老人也有梦，虽然它们的颜色并不相同。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它，但终究要回到它的怀抱中来。可以说，鲁迅、周作人为梦的辩护，对梦的呼唤实际是对人性健全发展的呼唤，它本身就构成了本世纪人的觉醒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民族恰恰是少梦的民族，正像我们的作家所说的：由于我们的生活很严峻，有时候很残酷，因此大家都是很实际，不敢做梦。恐怕到了90年代这种情况更严重了。正因为这样，本世纪以来中国人终于浪漫起来了，大大做了一回又一回的梦。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进步了。人们也因此能够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当年一声号召会使我们这些年轻人如痴如迷地跟他跑。原因之一就是他抓住了人的本性，特别是年轻人渴望做梦的浪漫本性。
　　但大家不可忽视、必须正视的是，本世纪我们所做的梦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人为这些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这是现在学术界思想界所回避的，却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先来介绍一下毛泽东的梦。毛泽东基本做了两个梦，并为实现这些梦做了大胆的实验。一是毛泽东认为孔孟将彼岸大同世界和此岸小康社会截然划开，是太缺少幻想，太不敢做梦。他要在中国现实土壤上实现大同世界。《论人民民主专政》开宗明义，就说我们中国的未来就是要走向大同世界，建立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这个梦并不是毛泽东开始做的。本世纪初的新村运动就做过这个梦。五四时期有过不少实验。周作人在其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他是中国新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曾经是毛泽东崇拜的偶像，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而没有见过鲁迅。毛泽东在湖南也在搞新村运动。所谓新村是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的自动集合，自己劳动，自己种地，自己读书，建立一个既是学校又是工厂的理想社会。后来，毛泽东抛弃的只是新村运动和平改造的那一部分，要武装夺取政权。但夺取政权之后，他仍要实现他的新村理想，而且他把新村理想具体化了。他想建立一个政治上绝对平等，经济上绝对平均，人人都获得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大学校。他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经过多番努力，到1958年宣布找到了一个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一个手段大跃进，并提出具体目标：赶英超美，即在物质上，钢铁、粮食产量赶英超美，然后整个社会成为大同世界。这个理想在今天看起来仍相当吸引人，却是一个梦，而且它的现实实现却正是其反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另作专门讨论。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当时中国人民是怎样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做梦的。首先粮食产量上要创造奇迹。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省金沙县（中国最穷的地方）一个社创造了单季亩产水稻三千零二十五斤的纪录。几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某社在二分五的山地上，一青年突击队创造了亩产马铃薯一万七千四百一十斤的全国高额丰产纪录。紧接着，《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静海县陈屯用5天时间建成一个水利发电站。《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一个多月发展的民办学校达八千五百一十六所。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一天后，湖北省谷城县东尼社宣布：亩产二千三百五十七斤，创了新纪录。两天后河南卫星社又放第二颗卫星：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四天后，河北省临漳县红光社又宣布亩产高达三千六百五十斤。同一天，同属湖北谷城县的星光社宣布创四千三百五十三斤新记录。20天后，河南省西平县和平社又宣布，达到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一个月之内神奇般地上升，各路诸侯都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到九月一日一颗特大卫星把全国人都惊得目瞪口呆：河北省徐水县宣布，亩产山药蛋一百二十万斤，要创造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全县粮食亩产二千斤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徐水人民公社将在不远的将来把社员们带入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兴奋地跑到徐水，问：粮食产这么多放到哪儿去？肉产那么多，怎么吃呀？这一句话使全国都疯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就充分发挥了。由全国大炼钢铁，全民大产粮食到全民写诗。到处是赛诗会，异想天开，奇思狂想，吉林省巴吉垒赛诗会上，一人朗诵：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乱转圈。又有一个高声叫道：这不算啥，听我的
　　社里麦穗插云间，
　　麦芒刺破玉皇殿。
　　麦根扎到龙王庙，
　　吓得东海波浪翻。
　　掌声刚起，又有人喊道：听我的
　　深耕细作产量高，
　　一棵玉米穿云霄。
　　彩云拴着玉米腰，
　　吓得月亮弯弯腰。
　　做梦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当时在北大读书，也卷入了这样的狂潮。订计划一天要写几百首诗，整夜不睡地写，比谁大胆谁善于狂想、做梦。？
　　毛泽东第二个梦是不但要创造至善至美的社会，而且要把六亿人民都变成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为了这点，必须对人进行改造。毛泽东与其他思想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注重对人的改造。他认为极力想改造社会的人只是贤人，只有极力想改造人的人才是圣人。他是想做圣人的人，而且希望全国六亿人都做圣人，即六亿神州尽舜尧。也就是说他对整个的中国伦理学要进行重新的改造。怎样才是纯粹的人呢？他提出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人的非动物化。实际否定人是动物，凡是人的动物性的欲求都应该被改造，被抛弃。他要把人的欲望，从性欲到物欲，都压抑到最低限度，使人成为纯精神、纯道德的存在。他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出人要成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动物性的本能欲求即低级趣味。第二个标准是人的非个人化。本来人既是个体的动物，又是群体的动物，毛泽东将人的群体性夸大到极端，否定人的个人性。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他提出的：毫无利己之心，专门利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伦理原则，这个观念正和周作人、鲁迅的立人思想针锋相对。鲁迅强调个体精神自由，周作人强调人的自然本性。毛泽东正是要批判并彻底改造五四时期的人性观。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拿知识分子开刀的最基本原因。因为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欲望知识分子最强烈，毛泽东就是要把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这与人们本性是相违背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想建立的理想之国是道德理想王国，有浓重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是一个乌托邦世界，有很强的空想性。那些诗把人的精神夸大到极端，是纯精神、纯道德的存在，这是符合毛泽东的理想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除了最大限度动员了群众之外，
　　还要把他的反对者全部消灭，所以在大跃进的同时，掀起了拔白旗运动，导致了悲惨结局。这里举些鲜为人知的触目惊心的数字：河南是本世纪中国最多灾多难的省，在大跃进中河南是全国先锋，灾难也最大。1958年提出惊人口号：一年之内要成为四无省、绿化省，消灭文盲，实现水利化，其小麦卫星一直放到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钢产卫星放到日产一百二十万吨，都是世界之最，而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二百八十一亿斤，但上报了七百零二亿斤。上交粮食数量不够，就翻箱倒柜抢夺农民粮食，捆、吊、打、抓。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7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由公安部门逮捕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其中三十六人死在监狱中，拘留了一千七百二十人，其中六百六十七人死在拘留所。群众形容当时恐怖气氛：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大跃进的结果很可怕，像信阳地区就饿死一百多万人。河南息县饿死十万人，自然村减少六百三十九个，所谓减少就是整村人全部死光。据横山、光山、息县三县统计，孤儿达一万二千人之多。整个河南全省死亡人数在二百万以上，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人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现在到农村找老人忆苦，很少人忆解放前的苦，都忆的是灾荒那年的苦。可见，大跃进的梦想带来了怎样可怕的结果，实质是重新引发了杀人、食人现象的出现。做梦和食人统一在一起了。？
　　那么，怎样看待这个梦的现象，这种梦究竟具有什么特点？由这个梦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性？周作人在20～30年代已预感到，中国国民性出现了新问题。他将其概括为专制的狂信。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它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狂热的信念，或狂热的迷信。中国民族没有宗教，好像没有宗教的狂热，但有另外一种形态的宗教狂热。1958年大跃进就是一种宗教的狂信：首先是迷信主观精神和意志，并将其夸大到极端，提出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第二，迷信群众运动。这是毛泽东的发明，将亿万群众煽动起来形成强大的运动。他说：中国人多议论多，热气大，干劲大，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强调多数人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迷信多数。第三，迷信权力。将不受监督的权力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仿佛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由此，引申出迷信青春、迷信无知等等。无论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是文革，年轻人都是打先锋的。毛泽东说：卑贱者战胜高贵者，年轻的战胜老年的，无知的战胜有知的，小人物战胜大人物，这是规律。很少有像共和国那样夸大青年的作用，把青年捧到极端。因为青年有热情，唯有青年能够献身，也最容易被利用。这种青年崇拜实质上包藏着对青年的愚弄。？
　　迷信主观精神意志的同时是反科学、反理性，在迷信群众运动的另一面是反专家、反知识分子，在迷信多数的同时压制少数，在迷信权力的同时压制民主，在迷信青春的同时反对老年人。所以狂信的另一面就是周作人说的专制，而且是群众专制，多数人专制。凡是持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都称为花岗岩脑袋，要把他们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拔白旗运动不但在农村、工厂基层广泛展开，在大学里也普遍推行，北大就是一个重灾区，反专家、反教授、反知识，知识越多越蠢。当时称这样的群众大批判运动为革命的狂欢节。这首先是语言的迷信，语言的狂欢。前面说过的赛诗会的诗一句比一句激动人，显示了语言的魔力。这种狂热的语言当时称为群众的高调逻辑，对人们有催眠作用，人在语言的迷恋中，丧失了自我，进入半睡眠状态。这里还包含了从众心理，在群体中，在语言魔力的召唤下，人变得大胆了，勇敢了，富有幻想，无所顾忌了。从众心理有保护作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不负责，这实质上是用精神、语言的魔力将人的本性迷惑。人的语言也变成一种施暴的力量，特别是在大批判会上，年轻人运用语言的暴力强加于自己的老师，其实也在践踏作为自身存在基础、理由的知识与科学理性。但没有人会对此有任何的反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高度兴奋的狂热中，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仿佛自己在创造历史，为真理而战。一切都有看似合理的逻辑，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鼓动人们去迷信，并赋予正义感和合道德性。这就使这类狂信的专制又带上了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全民梦想造成的全民族的灾难中，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负什么责任？客观地说，知识分子是受害者，另一方又是推波助澜者。比如说，亩产上万斤的粮食上报是由省的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作证的，某大科学家亲口对毛泽东说：根据科学研究，在理论上亩产上万斤是可能的。无数的诗人、作家都参加到全民的狂欢节中，田汉写了《十三陵畅想曲》，更是火上浇油。本来知识分子应该在全民狂热中起到清醒剂作用，但却推波助澜，这恐怕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中国知识分子总想领导潮流，总要得风气之先，而实际上是在赶时髦，为虎作伥，充当帮忙与帮闲而不自觉。这里也隐含着对于权力，对于专制的狂信的恐惧，进而在从众心理中寻得平衡，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这样的赶潮流之风至今也没有停息，知识者仍有可能继续充当推波助澜者。
　　最后，我们还想讨论一个问题：大跃进的梦想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浪漫主义色彩外，也还是一种经济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就是好大喜功，建设规模越大越好，速度越快越好。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顾客观经济条件，成为一种主观的经济上的盲目。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原北大教授张奚若，曾经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迷信未来，毛泽东反驳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迷信未来。其实张奚若先生批评的就是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浪漫主义，好大喜功，即超越了客观可能性。本世纪我们所做的这么多梦，这么多共产主义试验，本质上就是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和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权力的结合，从而造成很大的灾难。中国这个民族没有宗教狂，但有道德狂，道德理想主义的狂热。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政治浪漫主义与经济浪漫主义是有社会基础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专制的狂信是本世纪才有的。过去的中国，一般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热，中国人像热水瓶，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但是在本世纪，这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种狂热当中，这种狂热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多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国民性。原因就在于本世纪中国始终处于想赶上、超过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族渴望中，或者说，我们民族始终处于一种被包围的状态，被围状态形成想突围心理，所谓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这种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正因为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的浪漫主义有这种群众民族情绪的基础与社会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警惕，这样的历史是有可能重演的。现在这种希望用最快速度、最大限度改变自己落后面貌的民族情绪还普遍地存在于国民中，这种民族情绪若没有理性精神的灌输，就很可能导致非理性的狂信。到了世纪末，情况似乎有点变化，世纪末中国人反过来进入了一个无梦的时代。一位温州学生看了我在《钟山》杂志上发表的讲世纪的梦的文章后给我写信，他说在温州的周围环境正好相反，年轻人即使做梦也不再做彼岸的梦，精神的梦，而做的是此岸的、现实的、金钱的梦。确实，现在我们又面临一个无梦的时代，正因为这样，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几年不断地有人在呼唤理想主义，呼唤终极关怀，也不断地有人在呼唤梦，我对这样的呼唤是理解和同情的，它们都有现实的针对性。但我始终认为仅仅呼唤梦，仅仅呼唤理想主义还不够，同时还必须记住另外一句话：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与梦，搞得不好是有危险的，有可能导致专制的狂信。如果对这些危险缺乏警惕，仅仅抽象地来鼓吹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梦，也是有危险的。我们现在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我们要做梦，一方面我们不要做白日梦，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焦虑。由此产生了我自己的梦，从20世纪末来看梦，我只有两个愿望，也可说是两个梦想：一愿我自己以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永远不放弃虚构的、彼岸的、非现实、非功利的梦的追求，不会做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时，愿我自己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永远不要做将梦想现实化的白日梦。梦只能作为一种终极关怀存在于彼岸，用彼岸的理想照亮此岸，但不能把彼岸的东西此岸化，这是本世纪留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把彼岸的东西此岸化就是白日梦，这个梦不能做，从我们的讨论可以看出，杀人和做梦这两个命题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梦做得不好，做白日梦，也可能导致杀人，导致大规模的死亡和大规模的食人现象，这是近百年中国的教训。回顾这一百年的历史，我有这样一个感慨：中国的历史是在一乱一治中循环前进的，本世纪好像有这么个规律一乱就杀人，一治就做梦。乱了就杀人，人杀够了，天下太平了，就讲治；而一讲治就做梦，不顾主客观条件乱来一气，又造成灾难，又乱，又杀人，在做梦和杀人之间不断反复，好像这就构成本世纪的一部历史。结果无论是做梦还是杀人，都造成大规模的人的死亡，恐怕本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造成大规模的死亡。治乱循环造成民族元气大伤。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我对下个世纪的愿望：第一，但愿从此懂得爱惜人的生命，不要动不动就叫人死；第二，但愿无论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和建设，开始要早一些，步子要慢一些，不要去追求只争朝夕。我对未来世界就是这两个愿望，一个是不要轻易杀人，一个是从容不迫地搞改革搞建设，这看起来是唱低调，其实讲的是人类的常识，希望中国人能回到常识中来，不要老想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把国家搞好就行了。另外还有个愿望，就是希望有记性，不要健忘，这大概也是常识，不然蠢事会不断做下去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百年后再出一代阿Q。我希望到下个世纪末时，再回顾21世纪不再像今天说这样的话。我希望使中国人回到常识中来，让人正常地活着，让国家正常地发展，不要老想创造人间奇迹。我这个调子与本世纪初梁启超的调子是相反的，梁启超预言20世纪的中国要演出一个壮剧，我希望21世纪不要演戏了，回到常识中来。
　　本讲参考书目：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98年版。
　　（原载《文艺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