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玲李铭：另眼看中国的集权

　　胡锦涛和温家宝在联合抗击SARS的过程中，首次切身体会到了集权的优越与甜头。胡温体制从4月20日采取断然措施对付SARS至今，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迅速令中国这个超级人口大国有效抑制住可怕病毒的蔓延，无疑中央集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胡锦涛和温家宝继承的不是中国深具传统的集权体制，即令他们再有能耐和干劲，恐也无法想象他们能够取得今日之立杆见影的成效：SARS患者从4月21日的143例降到5月18日的7例。疫情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降幅达八成以上。
　　这一个月里，北京7千人8天建起一家可容纳千名病人的全世界最大的传染病医院，全国罢免上百位对SARS执行不力的各级官员，中央无需人大（国会）批准自行决定拨款、减税，所有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免费接受SARS治疗，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做出对故意传播传染病者最高可判死刑的刑事案件司法新解释
　　试想，如此的雷厉风行和力透纸背，在非集权领导的民主国家可能出现吗？
　　中央电视台目前正在晚间黄金时段热播一部名为《走向共和》的电视长剧，剧情从晚清缓慢向民国走来，慈禧、袁世凯、孙中山等众多人物穿插其间，焦点聚在专制集权与民主共和的交锋之中。有头脑的观众纷纷议论，此剧似有不少暗示和昭示，对今天的时代亦颇具参鉴意义。
　　中国从秦始皇时代就推行大一统的集权统治，二千多年过来，远的封建专制也好，近的一党专政也好，总之中央集权的传统领导方式，至今从未被真正改变过。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和物质水平的大幅提升，中国社会及民众现今对民主的呼声和诉求越来越强烈，可谓胜过以往的任何年代。
　　但是一场SARS来袭，中央集权在处理非常事态时所表现出来的超常调动能力，不由得让人们重新关注集权的问题。人们发现，集权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关键时刻没有党派或集团公然与当局唱反调或对着干。看看《走向共和》里民国初年民主之争下造成的国家乱象，在中国这样封建意识悠久而浓厚的大国，削除集权张扬民主的利弊取舍，尤应加以深层次思考。
　　胡温体制当初毅然决然扭转北京和全同对SARS瞒报的现象，一方面因海外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因国内陋习的刺激，他们审时度势力刮起的问责务实之风，显然有意借机改变现行体制下一些非变不可的风气，以朝向现代的开明政体方向前行。然而，在对付SARS的过程中，现有体制中那种一呼百应的重拳效应，又难免不令新当权者深刻体会到集权的妙处。
　　扫视一番闹过或闹着SARS的地区：越南是个集权国家，通过其快速反应的有力处理，SARS得到很好控制；新加坡是个一党独大的国家，过去政府屡受外界批评的过度干预，在控制SARS期间受到肯定；香港是个自由化特区，受中央赏识和支持的特首董建华，在SARS抵拚中不断受到民主派议员“倒董”的搔扰；台湾是个施行民主政治的地区，SARS一步步叫急时，蓝绿阵营的叫板和拆台也时高时低，显然不利于齐心抗疫。
　　中国大陆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非常事件，集权领导模式先后表现出的两个横切面，让人对其作用力的利弊已很难下个完整的结论。集权下的捂盖子，令人深恶痛决，觉得集权遗害无穷，绝不可再留。但集权下的高能量、高效率，又令人利目相看，觉得集权难以取代，也不可全丢。
　　20世纪80年代，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观察研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后曾得出一个非同凡响的结论：“新权威主义”。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四小龙”之所以成功，与它们发展阶段政府当局掌控的强有力权威有很大关系，没有权威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发展调动能力。
　　当时“新权威主义”的论调在知识界曾引起强烈争论，在此我们先不论这种论调有无理据支撑，但至少从中可以看出，即使被视为改革先锋派的知识分子，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权威抱着崇拜。“像中国这样一盘散沙的国家，没有权威怎么能镇得往！”（这是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袁世凯的语言），这种说法在中国其实一直有市场。
　　中国人渴望民主，但在渴望的同时，内心深处也甚是担心群龙无首后的割居和混乱：生怕民主没有得到，稳定也不复存在。所以人们对待集权式的权威，虽然不喜欢，但态度暧昧，普遍而论似乎觉得保留更安全。
　　中国人清楚，自己的国家远没有美国那样的成熟度和行动力。虽然美国三权分立，彼此互相制肘，但关键时美国人的心比较齐，能够一致对外。中国人要想做到这一点，没有相当长的时间加以培养，几乎不可能。
　　中国现在的集权体制，始于毛泽东时代的缔造。其特点是，除了宝塔式的层层权力分配，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分支系统的网络。党的领导人在中央发出一声号令，一直能够快速传达到省、市、县、乡的最基层支部，即神经中枢的命令可在最短时间内传输到神经末梢，车间的工人，地间的农民，都必须要响应党的统一号令。诸如这次全国防犯SARS，胡锦涛、温家宝的要求，就是通过党的系统和网络发射到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
　　中共建国50多年的基础，成就了胡温体制这次对付SARS的集权领导。尽管一些地方诸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膨胀，其权力欲也在膨胀，时常以对策应付中央的政策，但一旦中央以党的组织系统去摘掉不服管官员的乌纱帽，对抗则迅速烟消云散。胡温已掌握了集权领导的这个精髓。
　　毛泽东长期训练国民信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中国人的能量和效率也便非常政治化起来。中国政府惯于以集权手段处理事务，让你怎样做你必须怎样做，让你在什么时间内完成你必须在那个时间内完成，所以中国盛产政府拍板的献礼工程，再大再复杂的项目，你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时间完成，不可抗拒性、科学性、技术性都免谈。
　　这样的训练，便产生了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所说的：非常时期，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于是SARS下的中国，许多在民主国家看来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变成了可能。
　　印度一位议员曾经说，他们国家因为没有邓小平，所以没有中国这样的飞速发展。他又说，他们的民主制度，不可能让邓小平这样的人物长期在台上执政，推行其改革方针。言外之意，中国的集权统治，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也确实如此。
　　胡锦涛和温家宝通过抗典之役，可谓初尝了中央集权领导的美味。这样的滋味，很容易使人吃上瘾，让食者恋其美味难忘。胡锦涛和温家宝将来会热衷于集权的领导方式吗？
　　恐怕他们也难于免俗，毕竟集权是中国目前最行之有效的管治手段。笔者在5月1日那期《亚洲周刊》题为“SARS中国政治的转折点”一文中指出，胡温体制的权威，与抵抗SARS并驾齐驱。那么，权威建立之后，他们对权威加以集权性巩固，看来也是有其必要的。但是切记，万不可掉入集权的陷阱，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属于务实改革派，也均是具有责任感的聪明人，他们今后对待集权的运用，也许会比过往的领导者审慎，不到非用不可之时不随便使用，因为集权用滥了，反而会降低权威。
　　中国以集权方式抵抗SARS，并非没有扩大到政治化的迹象。过去的一个月，地方政府虽然已不能瞒报和漏报，但有些地方政府为严控SARS名额，令各级别的主要领导与SARS患者人数直接挂钩，出现3个患者撤掉县官，出现5个患者撤掉市官的作法，使防控疫情走样变形。一些地方官员，为保一方净土，选择了宁肯拒投资者于门外也要达到万无一失的保证。
　　由于中国的有效控制，世界卫生组织认为SARS高峰已经过去，专家也开始乐观估计北京的疫情走向。迅速下滑的患者人数让北京人的心情日益晴朗起来。现在也许可以说，胡锦涛和温家宝经住了SARS的考验，下一步他们将要面对的将是如何对待集权与民主的考验。
　　（2003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