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乃大治

　　一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政治主张。无为主要有两层意思：
　　一是顺从天地自然之道，尊重历史规律，不妄为，不恣意行事，不用过多的法令条规强制约束，否则会适得其反。即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人民难以统治，是因为统治者太胡作非为〕，因而，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像煎小鱼，意谓煎小鱼时不可乱翻，否则会把鱼弄碎。治理大国也一样，如果玩弄权术，频繁扰民，会造成国家混乱〕。统治者要像天地那样无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使万物生长不占有，对万物有所推动而不自恃有恩，有所作为不居功自喜〕。
　　二是无不为，即在尊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更高境界的无所不为、大为，用哲学的话说，就是进入自由的境界。同时，爱国治民，能无为乎？给老百姓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无苛政之苦，无重税之忧，人民安居乐业，自然达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
　　无为既有不恣意妄为之意，又有无不为之意，为其所当为，止其所当止。
　　概而言之，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强调统治者的行为要顺应自然和人性，不强作干预，让下属和老百姓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相安无事。最好的政策应该是清静无为，不要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徭役赋税，接连不断，搞得民众怨声载道，无所适从。要使一个国家安定大治，就要像对待井水一样，尽量不要搅动它，否则会淤泥残渣泛起。因而，无为不但不会有什么疏失，而且还能补救有为之弊端，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
　　二
　　话说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对于秦的二世而亡是很警惕的，他要士人陆贾总结一下包括秦朝在内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为他提供借鉴。陆贾根据儒家和黄老学说，结合当时国家残破、经济凋敝的状况，写成论文12篇，主要观点有：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他主张不要极武，不要用刑太极，而要文武并用，说这是长久之术。刘邦很赏识陆贾的意见，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轻徭役，减赋税，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一系列措施，到文、景两帝时，社会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一片富足景象，无为而治收到明显的效果：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即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这与汉朝刚建立时连皇帝都坐不上四匹马拉的车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里还有一个无为而治的有趣故事，说的是曹参做了相国之后，整天在家饮酒。汉惠帝就去拜访他，说国家这样大，你相国不管事，我皇帝怎么办？曹参说你看我跟萧相国〔萧何〕比怎么样？惠帝说不如萧相国。那么陛下和先帝比呢？不如先帝。先帝和萧相国制定下来的政策摆在那儿，我们不如他们，那什么东西都是现成的了。你就在家里喝酒吧。胡适对这一段历史特别推崇，他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看汉初，国家的官员特别的少，军队的人数特别的少，没有警察，税收也少，整个上下和睦。
　　三
　　那么，政府对国民、对社会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是管得多了好呢，还是管得少了好？
　　这不仅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与我们休戚相关的实际问题。
　　有人说，政府是一种信托，其目的是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有人说，政府的固有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下而有所不同，在落后的社会状态比在先进的社会状态要广泛得多。
　　有人说，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的或者是以各自的能力不能做得很好的事，而对于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应当干涉。
　　有人说，一个好的政府应当做到两点：一是信守政府的宗旨，亦即人民的幸福；二是了解实现其宗旨之最佳途径。
　　人类早期是没有国家及政府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自在。随着人类的进化，要征服自然，改善人的生存和生活，要把人的力量组织起来以应付种种挑战，慢慢地国家及政府产生了。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及政府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而且生产力愈低下，政府的职能就愈多。同样，社会愈发展，生产力愈发达，政府的职能就愈少。如组织生产一项，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基本上有市场及价值规律对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起导向作用，政府则不必违背这个规律对经济管得那样多那样细。从这个意义上讲，管得较少的政府是较好的政府，这是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
　　进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这应该是检验一个政府是好的、坏的或蹩脚的政府最根本的标准。舍此标准任何其他标准都是不足取的甚至是骗人的、有害的。
　　在政府与人的关系的历史实践中，有两种倾向显然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一种认为政府是全能的，什么都可以管，人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乃至私生活，政府都能管。而且可以随时随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每一角落、每一个人。就是说，一个社会中不存在政府不可进入的领域，个人和群团的自由与权利没有保障。他们活动范围的大小、内容是由政府决定的，人民无丝毫权利、自由、尊严可言，甚至动辙得咎。特别是当政教合一时，人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禁锢与摧残，如欧洲的中世纪。也许是深受这样蹩脚、恶劣的政府管制与折磨之痛苦而难以忍受，于是有些人要实行无政府主义，认为国家与政府是产生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一切权力与权威是屠杀人类灵魂及智慧的罪恶之源。国家、政府及权力既无益于社会经济，又无益于个人，主张废除国家和政府，反对一切管理与领导。
　　四
　　我国在政府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有着沉痛的教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政府是对个人天性和智慧的摧残，社会进步的反动，也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一个根本原因。专制政府对个人是仇视和排斥的，这就造成了人与政府的分离与对立，对国事的冷漠。尽管君臣们以政治欺骗的手段和宗法观念标榜自己为民之父母，儒士文官以自己的参政号召人民的参与，但反映仍是冷淡的。事实是那样明白地告诉他们，官是官，民是民，哪朝哪代老百姓都要完税完粮，官吏们照样作威作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社会主义，政府与人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一、政府职责不明，什么都管。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一切靠国家计划安排，国民要统一管理，统一步调，统一思想，甚至统一服装统一发式，城市的国有化和农村的公社化是其典型反映。这不仅严重违背经济规律，管了许多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同时扼杀了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企业的活力，使个人和企业处于一种被动服从的地位，滋长了惰性和依赖思想，国家丧失了生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端就是早请示晚汇报。二、决策错误，劳民伤财。一次次政治运动，一次次瞎折腾，不仅没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政府在决策方面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给国家造成的创伤，给国民带来的不幸，其教训足够我们深刻反思并长期记取。何以致此？是由于左倾思想作怪，是由于决策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又好大喜功，喜欢兴师动众，创造轰轰烈烈的场面与政绩，而且决策错了个人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三、腐败造成权力的变异。政府及公职人员本来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但由于对政府及其官员缺乏监督制约，一些官员私欲膨胀，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政府成了他们谋取个人利益的场所和合法外衣，权力成为换取金钱与好处的工具。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脱离了人民群众，甚至形成隔阂与对立。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对政府的职能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哪些该管要一定管好；哪些不该管要坚决不管，不扰民，不与民争利。该管的也要有规范的程序，避免长官意志随意性。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这些，在宪法和法律里要有明确的规定。
　　中国入世，经济融入全球一体化，按市场经济规律和世贸规则办事，这就要求政府尽快转变职能，减少对经济的管制，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要退出市场，当好裁判员提供信息，搞好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同时要退出社会，一些事由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来做。
　　政府的权力不是无限的，同样，党的权力也不是无限的，无所不在的。党政要分开党做哪些事，政府做哪些事，要有一个清晰、适当的划分。历史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问题都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的。进入新世纪，不应该让这种状况再延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