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有组织抗争”讨论

　　农民揭竿而起是社会的悲剧
　　农民揭竿而起，“依法抗争”，的确“反映了制度性权威丧失的程度”。
　　时至今日，农民还须如此，实在是个社会的悲剧。
　　从“人民币”、“人民政府”直到“人民公仆”，处处用人民二字，却很少替人民办事，坑害、欺压人民的事屡见不鲜。
　　人民难以找到说理的地方，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政治体制弊端显而易见。
　　作者：九四三2003070115：47
　　历史的讽刺
　　中国现代史中的农民，扮演着多中角色，既曾为反封建的主力，也曾为维护封建专制的盟军。
　　无论是50年之前历近30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全面惨烈的对抗，还是50年之后的建设里执政党与民间自由知识分子力量的对抗，农民都曾经是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或同盟军。
　　一部中国现代史，从某种角度看，其实也是农民群体直接，或通过作为强势集团的同盟军而间接，对抗和镇压开明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
　　54年前，造反起家的农民领袖就牢牢掌握了政权。
　　虽然执政党高层中，知识分子并不少，但毛本人是一人独大的农民领袖，执政党的基层和中层干部，也都以农民干部为中流砥柱。在毛和他的农民干部的领导下，在农民群众的有意或无意的支持下，一次次运动，都以党外党内的开明自由知识分子为整肃对象。
　　连毛死后的89年悲剧，亦复如此。
　　穿军装拿武器的农民，很轻易地扫荡了“肇事”的学生。
　　如今，老一辈的开明自由知识分子已经被消灭殆尽。新一辈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脊梁骨越来越软，市侩气越来越重，如于建嵘博士者寡而又寡，
　　而农民，并没有因为曾与强势集团同盟，而改变自己社会底层的命运。
　　没有改变，厄运复厄运，噩梦复噩梦，悲惨复悲惨。
　　民粹主义不是出路。
　　人这种最喜爱自相斗争自相惨杀的动物，值得同情，但又不值得同情。
　　每一个农民，绝对值得同情。
　　农民群体呢？
　　哀其不幸，悲其不智，怒其不争。
　　更可哀可悲可怒的，是其一当权就变脸。
　　这就是农民。
　　这也不止是农民，包括我们自己。
　　农民有组织抗争蕴含的政治风险
　　农民有组织的抗争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表明了目前我国农村政治体制已面临着相当严重的治理性危机，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了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1、县乡政府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的暴力镇压，导致干群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黑恶势力借机侵入，农村基层政权出现了功能性退化。
　　2、农民减负反贪的抗争目标长久不能实现，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扩散，减负上访代表的政治诉求也逐渐升级，抗争的目标从具体权益向抽象权利方向发展，且已经出现了激进的政治主张。
　　3、农民自发组织缺乏明确的纪律，难以有效控制其成员的行为，更难控制非成员的行动，所以这些组织很难有效控制它们发动的农民集体抗议活动，恶性事件可能因此爆发；农民自发组织也有向社会秘密组织方向发展的危险。
　　作者：WELLING2003070116：09
　　破解农民反抗之迷
　　在新中国的短暂历史上，有一个谜一般的现象，越来越引人关注：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多年（19501982年）里，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中国农民处境异常艰难，土地被充公，家庭财产被没收，人身自由被限制，吃不饱穿不暖，甚至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饿死30004000万农民的人类惨剧，然而，在此30多年里，农民少有公开大规模的暴力反抗，中国农村相对安定；与此相对照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生活水平上，都较前30年有了巨大的改善，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农民暴力反抗事件却频频发生，乃至酿成了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于建嵘，2002），这与我国农村前30年的安定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简言之，农民在过去饿肚子的时候不反，现在吃得饱穿得暖了，却反得厉害起来对于这一“反常”现象的成因，笔者试图谈些个人浅见。
　　首先：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压状态下，处境艰难的9亿农民为什么较少反抗，中国农村相对安定？
　　按照经典理论的逻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农民饱受掠夺和压榨，甚至逃荒要饭，饿殍遍野，此时的农民似乎更有造反的理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
　　第一，农民主观上的原因。建国之初，刚获“解放”不久的农民对于新中国充满幻想，对于执政党在一定时期的确存有朴素的政治感情，对于政府的种种愚民宣传也一度深信不疑虑，即使身遭了不平待遇，土地被重新归公，锅碗瓢盆被砸，进了城又被赶回乡下种田，诸多利益屡屡受到了侵害，广大农民仍然一相情愿地对执政者自我纠错和保护农民利益抱有天真的幻想，由此使得他们一般不会采取极端的措施。笔者承认，这种对执政党淳朴的信任和期望，是计划经济时期农民较少反抗的主观原因。绝望是产生暴力革命以及恐怖主义的温床。只要对执政者还抱有一丝幻想，一线希望，伟大而富有忍耐精神的中国农民一般是不会铤而走险的。
　　第二，社会体制的客观原因。计划经济时期，由“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构成的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了一种严密的农村控制体系。它给农民戴上了重重镣铐，使得农民在客观上欲反不能。
　　（1）经济上，农民基本上没有任何可支配的私有财产。解放不久，农民就重新失去了土地，后来的人民公社更没收了他们的大部分私有财产，甚至连他们的粪便都归生产队公有。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必须完全依赖人民公社体制才能获得最基本的动物性生存。凯恩斯说：“经济上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农民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人民公社体制，失去了自主地位，这对他们构成了最大的自由制约；
　　（2）政治上，农民谈不上有什么权利和自由。他们必须按时出工收工（否则就会扣工分，而工分则是食品分配的主要参考依据），未经批准不得远足等等。种种严密的考勤和惩罚制度，使农民丧失了起码的人身自由，彼此缺乏私下交流和组织起来的可能；
　　（3）思想上，农村的媒体资源非常缺乏甚至根本就没有，信息渠道极端闭塞。在日常生活种，农民更受到各级组织的严密监控和频繁举行的各种“运动”的教育、洗脑、恐吓与威慑。
　　在此情况下，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农民唯一拥有的就是劳动的义务，劳动的报酬只不过是维持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存。他们的状态类似于“会说话的牲口”，与远古时代的“农奴”或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处于严重的受支配地位（他们不能支配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劳动，自己的身体，基本上无财产可支配）。人民公社严密的控制体系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和大规模反抗的可能。面对组织化程度很高的人民公社体制，农民作为被分割和瓦解了的孤立个体，其博弈力量非常薄弱，基本上没有与国家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农民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弱势），缺乏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可能。
　　人民公社体制虽然有效地将农民瓦解，使其无力积极组织有效的大规模反抗，但这种体制却由于其高昂的监督成本，而无法阻止广大农民采取取消极的反抗怠工（“磨洋工”）。这种自发的、温和的反抗，类似于印度拉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看起来对于政权中短期的稳定威胁不大，但不容否认的是，农民持续多年的消极反抗（“怠工”）却“成效巨大”可以说，它直接导致了农村经济多年处于低产出率水平，社会生活资源极度匮乏，农民整体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到20年代7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此情况下，气息奄奄的人民公社制度终于难以为继，不得不自行土崩瓦解，改行土地承包到户制度。而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秘密分田单干，乃是长期饥饿的农民铤而走险，从制度上对传统制度的一次集体背叛。这种看似和平的反叛，虽然没有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刀光剑影，但二者本质差不多，或不妨称为一次经济上的“起义”。
　　其次：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大规模的暴力反抗却越来越多，以至于中国农村陷入了“政治危机”？
　　众所周知，比较然后产生不满。社会的稳定程度，不仅取决于纵向的历史比较，更取决于横向的相互比较，尤其与社会公正性、群体差距有关。一般而言，稳定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高压之下敢怒不敢言的稳定，譬如萨达姆恐怖统治下的伊拉克，这种稳定是表面的暂时的，一有时机，表面驯服的人民就会将独裁者的雕像推倒；另外一种是动态的稳定，社会群体之间看起来你争我夺，闹哄哄的，事实上，这种争吵赋予了各个群体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机会。这种表面上的争吵，正是发泄各种压力的有效途径，它有效地通过各个社会集团的沟通和妥协，避免了社会矛盾过度郁积和激化，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稳定。
　　1、经济地位的独立和自由，使农民具有了维护自我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锅饭”盛行，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表面上的平等抑制了农民的不满情绪。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土地承包制使得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成为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是农民自我意识得以恢复的物质基础；这就使得政府对农民的控制变得越来越松弛。另一方面，随着广播、电视、报刊等信息渠道的日益普及，原来对外界封闭无知的农民，终于有机会了解到自己与城市阶层的巨大差距和不平等性；尤其是进城打工导致的人口流动，使农民亲眼目睹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并切身感受到了城市利益集团对农民的种种歧视，这种对比大大强化了他们的不满情绪；而90年代分税制实行后，地方政府把农民作为重要的利益来源，二者越来越处于利益对立的紧张局面；90年代后期，农产品价格多年持续下滑、乡镇企业倒闭等原因导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下降；而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现实，更让农民看清了强势群体的本来面目，并越来越陷于绝望。
　　2、进入到90年代之后，农民的自我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不仅反映在乡村民主自治上，即使具有“告御状”色彩的农民上访现象，也开始发生了变化：首先，上访的动因从最初的经济因素发展到争取和维护政治权利；其次，由于上访收效甚微，农民越来越对上访感到绝望。由单个上访、群体上访，发展到最后绝望了，不再上访，干脆寄希望于自我保护。这种自我保护，既包括与地方政府的长期税费拖延与对峙，也包括直接诉诸暴力的群体性集会和反抗。
　　3、农村政治改革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上层建筑跟不上农民权利意识的恢复，是导致农村群体性冲突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从80年代末期开始自上而下在农村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虽然距离真正的民主还有很大距离，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民主启蒙的作用，制度化地唤醒和训练了农民内在的民主和权利意识，“反假民主，要真自治”越来越成为乡村政治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民，在不断参与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其民主和平等观念、权利义务观念、有偿交换观念不断得到训练和增强。而与此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却仍然按照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惯性在运行，对农民的利益和权利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在计划经济时代畅行了数十年的许多侵害农民利益和权利的做法比如要求农民无偿提供劳役、动辄抓人打人抄家、随意剥夺村民选举权利，等等依然大量存在，并总是试图借助国家机器来强制推行，强迫农民无条件接受。这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就不能不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对于一系列侵害农民权利和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官方往往轻描淡写的将之说成所谓的“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其实，这哪里仅仅是工作作风问题、思想问题？根本就是基层政权缺乏最起码的法律观念，没有把农民当作独立自主的公民来对待、来尊重，而是依旧把农民当作可以任意践踏和使唤的奴隶，由此，一系列侵犯农民人权和利益的举动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举盛行，执行者甚至还理直气壮、耀武扬威譬如动辄将农民关押、拷打、抄家等等，严重违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农民大量存在，由此酿成了严重的恶性社会后果几乎每年都会有农民被逼死、打死，这些恶性案例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农村基层政府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是政府本身而不是农民蜕化成为阻碍农村社会发展、引起农村社会动乱的真正根源。
　　事实证明，农村大量的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往往因此而起。以1992年1993年发生在四川仁寿县的农民群体性维权运动为例，当时的县政府为修建从成都到仁寿县城的213国道，强行要求该县农民无偿出工，不愿意出工的农民就必须以资折劳，每人交纳现金50余元。在计划经济时期，仁寿农民早已经习惯了忍受这种无偿的劳役盘剥（在1950年之后的数十年里，他们已经无偿劳役修建了许许多多的道路、水库、沟渠、大坝），但那一次，利令智昏的政府做得太过分了，连修路必需的最起码的雷管、炸药、帐篷、锅灶、伙食都不提供或协助解决。政府不仅在经济上放胆奴役农民，甚至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这直接把谢安等乡镇农民逼上了大规模抵制政府不合理摊派的斗争之路。他们纷纷行动起来，以中央政策和法律为维权武器，与地方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斗争，在这期间还出现了某些过激行为，当地社会稳定一度受到影响，时局有失控的危险，这最终迫使四川省政府于1993年2月出面当众宣布撤消县政府的不合理摊派，肯定农民的抵制是合理行为。这一次，农民的群体性维权行动取得了胜利。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民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他们要求获得起码的尊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却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拿、卡、压、打”那一套法西斯的手法，以这样昏庸的官去管那已经觉醒的民，农村社会它不乱才怪？
　　所以，90年代以来，农村日益频繁的群体性事件，其实质乃是日益觉醒的农民与停滞不前的落后政府之间发生的必然冲突。这种冲突，以利益争夺为核心，以权利尊重为实质。
　　必须强调的是，今日的农民已经进步了、觉醒了，再不是当初人民公社时期的农奴了！如果地方政府再不顺应潮流，努力跟进，老是抱残守缺，继续采用高压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那么，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只会越来越激烈，农村社会的稳定就只能是一相情愿、画饼充饥。
　　作者：西乌拉帕2003070117：37
　　《易》曰：“履霜，坚冰至”
　　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作者：河间农夫2003070118：15
　　农民是立国根本
　　农民是立国根本，古语说得好：民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解决农村问题，首先从取消农民负担开始，他们的负担都是不合理的。
　　作者：河间农夫2003070119：47
　　乡镇政府也难哪！
　　政府越设越多，区域越来越小。这是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趋势。比如一些地方在撤并部分地、市的时候，并不是撤地设市那么简单，而是采取一分为二多设一市的做法（劳民伤财之举）。这样一来许多附属于该一级政府的部门都必须一一健全。这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本来一个政府机构完全可以治理的区域，为何偏要划为两块而由两个庞大的政府机构附着其上任意吸吮呢？一些乡镇又何尝不是如此！本来好好的一个乡（镇），不知何故偏让一些“好事者”一分为二乃至一分为三。多设几个乡（镇）就必然多设几个乡（镇）政府。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经济基础本来就十分薄弱。就一个区域来讲，地盘就那么大，资源就那么多，而所需供养的政府机构却成倍或更多地增加。乡镇政府也难哪！！！它要维持运作，要养活一大摊人，而上面所拨有限。。。。。。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中国各级政府机构之庞大乃世人共知。体制问题是根本，这个问题不解决，由此带来的种种弊端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作者：无聊子2003070300：22
　　致作者
　　于博：读出懮农懮國的心声。惜的是毛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另版。苏联农民，國家又管又保；东欧农民，國家不管只保；唯独我國农民压榨最烈，國家只管不保。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源，解决之道无非两策：不管不保或又管又保。毛式打江山话语絕非出路，？管吸引眼球和热血，近年？？起点不公正的改革使各界層均有被剝夺感，毛式伪公正泛濫，因而话语建议您慎酌。
　　作者：老看客2003070303：50
　　光靠减负不可能解决问题
　　农民的“抗争”总体来看目前仍属被动阶段，规模小且组织性不明显，但范围较广，有一定的普遍性。一旦矛盾激化，被动就可能转化为主动，此时仅用“抗争”一词恐怕就难以描述了！中国农村问题甚多，只不过农民负担矛盾较为明显而已，光靠减负不可能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个别人可能会利用这些时机来激化农民与政府间的矛盾。处理不好，后患无穷哪！
　　作者：无聊子2003070310：38
　　中国的脊梁
　　我看了于先生的文章感觉最深的就是于先生把农民当成了一个实体对待，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看待农民的问题。反贪官不反黄帝，这是历代农民被压迫的结果，但现在被知识武装起来的农民其实也知道自己的权力，并且也知道民主、自由、公平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农民们所要求的不但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不满，而所要求的是作一个社会公民应得的权力。只要政府把农民当成农奴对待，反抗的事会更多、更激烈，这是任何压迫也压抑不了的。
　　作者：老炊2003070722：10
　　后果会是什么呢？
　　“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H县少数农民从对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发展到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可以预测的。（
　　作者：不明白2003070117：29
　　这份报告何处有？
　　我曾经对H县所在的湘南某市40个被黑恶势力控制的村进行过专题调查，并向有关部门提交了《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方式和手段》的专题报告。在这份被送达到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专题报告中，我提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政权，无不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容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
　　作者：请教2003070305：14
　　堵与导存乎一心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不怕暴露，而是最怕盖住。历史上的农民确是被利用者多，但都是从他们自身利益而起。不管被人利用也好或是为自己争取正当利益也好，只要行成暴动，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由于他们本身的缺陷，即使算起义，也是对当时的官员起到抑制作用，对政策起到调节作用。民主像洪水泛滥，可能成无穷灾难，但民主又像山中的猛虎，它确有无穷的威力。关键看你是“堵”还是“引”，妙用存乎一心。其所以农民敢搞，而城市还少见，很可能饭碗在别人手里，但是压久了也不行，所以要教育、警告干部对人民多多关心点好。
　　作者：萧一湘2003070117：42
　　与于建嵘商榷：佩服你的胆识，不认同你的解决方法
　　我是基层执法人员，父母和亲戚多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苦，也理解县乡的难。问题在下面，根子在国家。国家把县乡包括干部、工人和农民置身于资源不足、经济薄弱的农村，如同把一群动物放在一条船上，而食物供应又不足，焉能不乱。与权利似乎关系不大。故农民有农会又如何？
　　解决农民问题应纳入国家整体来考虑。
　　国家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应该是：首先，理顺财政体制，解决因资源占有不平衡引起的分配不公；二、从体制上平等国家公民权利与义务，不论城乡；三、以城市化来解决就业问题，减小农村人口密度；四、弱化县乡经济功能，最终趋于纯行政管理。
　　作者：河间农夫2003070120：46
　　本文论证严谨有力，试粘出其文最精彩几处，希望有经济学者参与此讨论
　　起行一口气读完此文，确实要为此文拍手称快！在此粘出我认为最精彩几处：
　　陈标：
　　每年向农奴诈钱的项目多如牛毛。人头要出税，住房要出钱，生育要出钱，办证要出钱，结婚要钱，上环要钱、结扎、妇检都要钱。要钱项目不胜枚举，自盘古开天和历朝历代，那一代人头、住房、生育要出钱？国民党向农民征收旱土农田税又是多少？”《现代农奴纪实录》
　　倪明：
　　余闻崇祯之世，上清下暗，官贪府污，今似而过之，民视官为虎，官以民为肉，有水火不容之势。若陈吴再世，揭竿可以为旗，斩木可以为兵，未偿不举水浒之义。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故高俅童贯之流仍窃其位。高童二人也，今高童之流遍之角落，已败风气，民怒弥天，恨声载道，倘得古矛长戟可以为用，则高童头颅不知已抛几许矣”。《时势论》
　　论农民抗挣发展：
　　综上所述，我认为，H县农民有组织抗争与学界已观察和讨论过的“日常抗议”和“依法抗争”等抗争形式具有了重大的区别。具体来说，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反抗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为行动单位，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反抗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反抗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而自1998年以后，H县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已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阶段。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
　　论村民自治：
　　我的政策性主张是：在现阶段要撤乡并镇，大量精简乡镇干部；并通过推行乡镇主要行政干部的直接民选，逐渐发展到乡镇社区自治。这就要求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
　　论农会：
　　政治需要有战略性的模糊，需要有一定的灰色地带。改革中的政体尤其必须保持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不能把不成熟不完善的体制僵硬化。农民组织的存在是个既成的事实，无法否认，也不能消灭。如果中央出面取缔，势必造成可怕的政治信任危机和绝望；地方政府出面取缔，必然导致更强烈的上访和对抗。我认为，对待农民成立农会的要求，应该采取战略模糊的态度。应该允许农会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既不能打击取缔，也不必自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推动。这样做可以充分利用农民自我动员产生的政治机遇，同时也有助于化解农民自我动员蕴藏的政治危机。
　　论上访：
　　如果套用毛泽东论长征的话来论上访：上访是宣传队，农民在上访途中获悉对他们有用的中央政策和文件，并转而把这样文件变成与地方政府抗争的武器；上访是加速器，农民因为在上访过程中屡遭挫折，进而意识到必须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上访是大学校，农民在上访中看尽各级政府官员的脸色，认识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地位；上访是联络站，减负上访代表们在上访中实现跨村、跨乡、跨县的横向联合；上访是催生婆，农民在上访中得出上访是死胡同的结论，从而转向组织集体抗争；上访还是农民领袖的摇篮，
　　很多农民起初上访是为个人，在上访过程中意识到要发动和组织群众。最大的危险是，在目前的信访制度下，上访有可能动摇农民对于党中央的信心。
　　告学者：
　　对于学者来讲，为了真正了解现代中国的农民，必须勇敢地克服政治禁忌和自我审查，放下预设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式，以学生的身份而不是以学问家的身份深入农民的生活，进入最能全面实际地观察农民真实政治心态和行为的现场，争取他们的信任，了解他们真实的政治观念和行动方式。
　　告政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以绝大的勇气，一改过去试图改造农民的思路和作法，转而承认和尊重农民作为经济人的权利，把经济活动这只老虎放出了囚笼。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完全能够驾驭市场经济这只猛虎。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承认并尊重农民作为政治人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要求。稳健有序地扩大和完善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有效积极地容纳中国农民日益增强的公民权利意识，重构我国的政治体制使之适应迅速发展变化的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是摆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艰巨挑战，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历史性机遇。我们绝对不可低估这个挑战的艰巨性，但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经验也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最后胜利满怀信心。
　　1起行支持上访，上访可以让我们学到这么多东西！
　　2起行支持农民抗挣、村民自治及组织农会，此农民之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政治意识的觉醒！
　　3起行呼吁政府谨慎考虑于先生的意见，谨慎对待农会组织及农民抗挣。
　　我们一方面呼吁疾风骤雨的改革，一方面又不能不谨慎行事。改革之所以艰难，在于需要支付的代价，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其中的成败是非轻重得失去就之悉心拿捏，需要执政党和天下有良知之国民（无论学者达人志士庶民）协同合力。
　　起行自幼稚所学皆执政党所教育之学，乃至成人出门离乡，谋生异地，辗转苟且，明白世态炎凉，而后接受西方启蒙之学，至此无一日不痛恨执政之党国虚伪无能专制蛮横高压愚民之种种劣迹。今天读于文，感慨万端，念及所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及所谓“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你，诸位，几人能真正理解做到呢，那6694万之巨的中国共产党人，你们懂吗？当信仰变成了空洞的口号的时候，这是一个悲哀的时候；当信仰变成了空洞的口号的时代，这是一个悲哀的时代。
　　作者：起行，2003070210：47
　　水可导而不可堵。
　　中国的农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他们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将农民的利益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真正的体现出来，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只考虑如何治理农民，而是应该由农民自治，政府的职责只能是协调各方权力，达到平衡的目的。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是体现中央权力的工具。毛泽东同志说过，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如何在制度上实现，他老人家没能做到，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作者：管子20030706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