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郁玉：速度崇拜害惨中国

　　近30几年来，“速度”，或前缀于“中国”，或后缀于“中国”，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依赖于速度，痴迷于速度。尤其是当全世界都惊讶于这种“中国速度”的时候，我们就似乎在那些羡慕与嫉妒的复杂目光中，为速度寻到了正当的根据。
　　也正是这种速度，让我们的发展屡现奇迹。其实，常态的发展并无什么奇迹可言。跨越式的发展，超常规的发展，是奇迹屡现的前因。常识伴随着常规，特色尾随着奇迹。习惯于奇迹的人们，喜欢用“特色”来解释奇迹；创造了奇迹的人们，很容易忽略常识的力道，也很难再满足于常规的速度。
　　最近两年，人们逐渐认识到发展速度的另一个侧面。因了这种认识，适当降低发展速度，适时转变发展方式，遂成为决策层的一个政策选择。只有把发展速度降至一定程度，各方紧绷的关联链条才有可能松弛下来，结构的变动才有可操作的空间。但是，实际上，发展的速度越快、持续的时间越长，前冲的惯性也就越大。
　　9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吹风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与走向进行了描述：中国宏观经济整体走势良好，风险挑战并存；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仍然会在9以上
　　9的经济增长速度，绝对不是一个让市场关联方的紧张关系可以松弛下来的速度。9的经济增长速度，于中国的现实而言，仍然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十一五”期间，中国发展速度超过11；“十二五”规划，中国政府把发展速度定为7，但是，今年“十二五”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增速“冲10”的呼声甚高
　　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觉中国已然慢不下来了。
　　市场发育，社会发展，都向中国这个飞奔向前的列车发出缓速前进的信号，但是，中国慢不下来，驰骋依然。就像担心动车和地铁的信号系统失灵一样，我们非常担心中国前行道路上的信号系统也会变得扭曲失效。我们还担心，在经济发展方面，社会、生态以及经济本身的诸多险象，仍旧会被一些人理解成是全速前进的信号。
　　30多年的惯性，让始终高速行进的人们产生了速度依赖。希冀用增速发展解决“存量问题”和“增量问题”，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存量”减少不多，“增量”累积更快。实际上，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全部处理其所带来的所有后果。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本身，处理不了其所带来的大部分后果。经济发展产生福利，增速经济发展产生不断增加的福利。但是，让整个社会泽荫于福利之中，让社会成员感受到不断增加着的福利，却是政治的分内之事。
　　现时中国，不少握有经济发展大权的政府官员，喜欢干一些大工程。这固然是其政绩之大手笔，也固然是为经济增速添加数字之作，但也更是在公共财政的软约束尚付阙如、硬约束形同虚设条件下养成的行为偏好。这种偏好叠加在一起，足以抵消任何给经济发展“刹车”的努力。
　　在经济与政治各自发展的落差中，既有利益汲取手段和获得渠道的固化，让许多人不断膨胀着加速发展的冲动。现行利益结构和福利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非正当性，使不少从中得益的人对其得益的方式有着非常暗淡的预期。
　　不过，这种预期非但没有使他们停下来、慢下来，反而使他们产生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用超高的消耗，驱使经济发展的列车尽可能快地抵达他们期待的终点。他们解决代际公平发展中“存量问题”的方式，就是继续用既有的方式去增加代际发展中的不公平。
　　而实际上，正是这种超高消耗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后续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产生了疑问和焦虑。于是，越是后来的掌控经济发展权力的官员，就越是想在生态还能承受、资源还未耗尽的时候，来完成自己的政绩，成就自己的利益。在一些官员看来，短期利益，虽然在取得方式上的正当性不足，但份额足够多；长期利益，取得方式正当性的预期增加，但份额不确定。这也是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抵抗深化制度性变革的原因之一。
　　因此，生态系统的坍塌、资源的耗竭、利益取得的规范化以及福利分配的正当化，既是一些官员在经济发展上要加速再加速的诱因，也是为什么任何减速的措施，都会使他们焦虑不堪的原因。
　　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着焦虑情绪。后发国家在经济起步期间，那种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发展方式，其所取得的不俗经济成就，往往不仅没有使后发国家产生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自信，反而更加深了其焦虑的程度。由此，在粗放式发展的经济结构以及“后发劣势”的制度环境中，经济越发展，官员就越焦虑；官员越焦虑，就越是要加快经济发展
　　在中国，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及其阐释，成为我们加速发展的意识形态支撑。然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让我们深思：对速度信仰般的崇拜，还要继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