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辱医案，制度成本的悲剧

　　最近，湖南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辱医事件，湖南衡阳某医院，值班医生袁某被患者家属及随从人员殴打侮辱，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事情原委是医生袁某5月上旬值班期间，在救治一3岁儿童过程中，被家属认为采取了错误的施救办法造成儿童死亡。家属要求死者未用完的药物予以保留，但当家属亲戚来时，发现现场已经被破坏，认为事故真相很难查清，遂纠集数十号人（据说有黑社会背景）大闹医院，殴打侮辱医生袁某。
　　显然这是一起由医患纠纷引起的恶性事件，其本质是源于医疗事故认定制度的社会成本太高。
　　我们目前的医疗事故认定制度，基本上由医院自己一方确认事故责任。虽然这种制度看起来执行成本较低，由医院、或卫生局系统认定就可以了。但由于医院、卫生局和医生都是一个系统。其认定程序一方面由于实行黑箱操作方式，令人难以信服，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医疗事故的责任认定都对患者不利。这使得广大老百姓面对医疗事故时，无能为力。事实上，这种制度已经成为医院的防火墙。
　　这种制度看似执行成本较低，实际上社会成本却极大。因为这种认定制度在百姓心中基本上破产了，老百姓不再相信这种制度。
　　当一种必不可少的制度在人们心中名存实亡时，其社会危害就相当大了。那就是民间会产生另外一种替代办法或制度，人们会寻求另外的方式途径解决问题。据说，湖南衡阳一带，黑社会力量介入医患纠纷现象非常普遍。医院没有完成患者家属预期治疗结果时，就认为是医疗事故，进而花钱请黑社会介入，结果往往是医院赔钱了事。这样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患者家属只须花很少的钱就可获得很大的收益。黑社会力量由此具备了发展壮大社会环境。
　　从《南方周末》对湖南辱医案的报道看，医生并非没有责任，或者说有很大的责任嫌疑，由于现场的破坏，责任已很难认定。
　　从起恶性事件中，另一耐人寻味的是当有黑社会背景的打手们包围医院，殴打医生时，人们向110报警，向公安机关求救时，我们公安人员来后看看就走了。派出所人员、110人员明明知道正在进行殴打事件，都借故避开了。这使得事件进一步升级，终于酿成震惊全国的辱医案。
　　那一刻，当公共安全迫切需要维护，但我们的公共安全制度却失效了。有和公安人员交往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的公共安全机关，效率较低，执行成本很高。很多公共安全机关都把精力放在抓卖淫嫖娼和经济案件上了，对刑事案
　　件、一般社会治安事件懒得插手。这种制度成本的加大，也为黑社会兴起提供了土壤。
　　相比而言，黑社会组织是高效的。他们以暴力为依托，以金钱交易为准则，收钱便为你办事，不问是非曲直、清红皂白，打谁杀谁都无所谓。
　　近年来黑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公共安全制度的衰弱是相对应的，如果一旦黑社会组织拥有了兴起的制度土壤，后果就难以设想了。这几年打黑运动虽然收效很大，但并未从根本上铲除，原因是我们的公共安全制度出现了问题，执行效率太低、执行成本太高。
　　湖南辱医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2002年6月3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