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驻京办”必须从源头解决

　　据〔新京报〕报道，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列入裁撤名录，明令要求“一律撤销”的625家县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驻京办”并未真正撤离京城。一年来，多家在撤之列的驻京办改头换面，以隐身的方式继续在北京保留了一席之地。
　　“驻京办”为何撤而不销？因为存在对“驻京办”的巨大需求。谁在顽抗中央政府的政令？或者说，谁比中央政府的政令权力更大？市场！一个对“驻京办”有强大供求的市场，具有比中央政府更大的“权力”，正是这个看不见的“权力”使各县级政府和职能部门不顾国务院的三令五申，与最高当局玩起“躲猫猫”的游戏。
　　要讨论“驻京办”如何才能撤销，必须从“驻京办”因何而存在说起。“驻京办”因何而存？因为北京具有各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都急需的种种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知识资源等等。
　　按现在的体制，副地厅级以上地方官员的政治生命由中央掌握，“县令”们要更上层楼，就必须获得北京的首肯。来自北京的一纸任命，甚至某位领导的一句话，有时抵得上默默无闻辛辛苦苦干半辈子。中央政府还掌握有是非善恶的定义权，法律政策的决定权和解释权，地方要争取优惠政策，官员要想积极进取而又避免走错路站错队，都必须到北京去。
　　除了名位，政策，北京还有诱人的经济资源。现行的税收体制把大量财富集中到了北京。巨额中央预算资金必须用出去。这些资金以各种不同科目的形式被分解，几乎每个部委局都能分得相当规模的资金分配权。掌握在各部委手中的这些钱用到哪，如何用，快点用还是慢点用，由各部委的领导们说了算。可以有几十上百个理由给某县几千万几亿，同样也可能有几十上百个理由不给或推迟拨付。各部委既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又不具备全知全能的超凡能力，必须在听取各地方具体情况的报告后方能分别轻重缓急。各地方，特别是那些处于基层的县市政府如果不主动去汇报，不去争取，北京大部委的领导可能连你这个县名都没想到过，在中央政府分蛋糕的过程中，该县就可能连碎屑都尝不到。为了获得中央的资金，各地政府和职能部门除了多请示多汇报，还有就是动用各种人脉关系等等正常不正常的手段“跑部钱进”。所谓“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猴子不上树，多敲几遍锣”，“驻京办”经常性的“公关”能在经济上为地方争取到更大更多利益，不能不说是“驻京办”撤而难销的重要原因。
　　北京的知识文化资源对地方同样拥有巨大的吸引力。在CCTV等全国性媒体上露露脸，由此带来的全国性广告效应抵得上地方媒体声嘶力竭喊几年。北京还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智力资源如清华北大等一流科研院所和所有的外国大使馆，企业要获得最前沿的科技资讯，要搭上国际发展快车，最好是去北京；因事联系办理出国事宜，最便捷的途径也是去北京。北京所具有的方方面面的优质资源，对全国任何一个地区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方便跑官要官，方便官员腐败，暗中保留“驻京办”带来的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等等非正常因素，应当也是撤而难销的原因。
　　要解决“驻京办”这个困扰多时的问题，必须针对上述原因发力才会奏效。
　　首先，地方官员的政治前途要更多地取决于本地民众，要从制度上促使官员眼睛集中于本地的民意。
　　其次，减少中央政府的事权，特别是审批权限和税收规模，做小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蛋糕，把更多的资源留在创造财富的源头。中央主要承担维护全国性市场规则公平正义的职责，让各地通过市场手段平等竞争，尽可能减少各地政府到北京去抱粗腿的需要。法律政策要对所有地方一视同仁，有优惠对所有城市和农村一样优惠。对于不可避免地得由各地竞争才能获得的全国性稀缺资源，实行公开辩论和在全国人大框架内公开竞争，把地方与地方的竞争放到阳光下进行，才是规避不正当“驻京办”式公关的有效办法。
　　其三，取消北京某些知识文化传媒机构的垄断地位，不再以巨大的财力和特权政策支持知识文化机构向北京集中，把知识文化的优劣成败交由市场去解决，是提升国家知识文化等软实力的最佳办法。
　　只要认真做到上述三条，在全国范围内消解政治、经济、文化的隐形金字塔，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扁平化均衡发展，实现各地的自由竞争，北京不再掌握唯一的巨大的种种特殊资源，扭曲的“驻京办”供需市场就被消解于无形，泡沫化的“驻京办”就根本无需劳神费力三令五申地去整改，就会自动破灭。
　　总之，“驻京办”是中央集权体制所孽生的一个毒瘤，只要不从根本上消解中央集权体制，只要北京仍然掌控巨量资源，只要各地方必须到北京去“抱粗腿”，“驻京办”就永远不可能撤销，三十令五百申都没用，因为发布撤销政令的权力及其机构正是孽生“驻京办”的源头，即使形式上撤销了，仍然会以各种变态而存在。要从根本上解决“驻京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削减中央集权着手，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