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始于让有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共同富裕，那么为何共同富裕要首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呢？另外，一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又如何带动大部分人富起来呢？ 为何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这主要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的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社会财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私利和对自身幸福的追求，正是利己之心充分发挥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能力的发展，由此使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如果压制和试图改变这种本性都是无益和愚蠢的，因为它只会阻止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那么人类的利己行为和动力又如何可以带动公益和转变为利他呢？这主要在于人类行为有一种交换的倾向，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关系，为了通过交换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必须付出同等价值的东西，交换是平等的，除非一方是傻瓜或者一方是骗子和强盗，如屠夫和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善良，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即从我们这里得到对肉和面包的支付。平等的交换使个人的私欲与利他和公益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正是因为如此，个人的努力将为整个社会和其他个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人们将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境况，同时也改善他人的境况。利己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人类的行为，自私自利的自由导致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社会主义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上，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那么这是否意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和最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这就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富起来，那么一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如何带动共同富裕呢？ 如何共同富裕？目前中国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让首先富起来的人交更多的税，捐更多的款，即把富人的财富分一部分给穷人，另一种观点认为首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做好自己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制造更好更廉价的商品，同时增加出口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以此达到国家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的共同富裕，比较两种观点，显然后者更加理性。首先，共同富裕不是剥夺剥夺者，即把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或者向富人征收高额税收，或者让富人捐款，以此达到共同富裕，事实证明这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是走向共同贫穷的道路，由此中国可能回到30年前普遍贫穷和普遍平等的社会状态。其二，共同富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应该建立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发展，就没有共同富裕，为什么30年前中国改革目标是发展，而不是共同富裕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贫穷，只能够做到共同贫穷，不可能共同富裕，而30年后因为中国发展了，所以共同富裕成为了中国转型或第二次改革的目标。除此之外，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有效把握两大比例的基础上，一是社会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即前者要大于后者，二是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即前者大于后者，唯有如此，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其三，共同富裕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体现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不断扩大并成为社会的主体，体现于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的形成，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依赖于现代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现代工业和制造业是中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现代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依赖于企业家的不断创新和管理，企业家就目前中国而言就是那些已经首先富起来的人。现代国家财富主要是由企业家和现代企业创造的，没有企业家，就没有现代企业，没有现代企业，就没有国家财富，就没有中产阶级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谓相对稳定和富裕的橄榄形社会状态也就不可能存在。对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目前的状况，由于美国制造业的转移和外包，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失去生存的基础，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社会处于动荡的边缘。最后，共同富裕不是一个自然产生的过程，它需要政府的推动，首先政府应该作为制定者，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的公平机制，中国一部分人之所以能够首先富起来，无疑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勤奋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但同时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没有当时政府对他们的优惠政策，他们是不可能首先富起来的。同样如何让大部分人富起来也需要政府的优惠和鼓励政策，应该做到机会均等，尽管我们不可能做到财富分配的绝对平等。其次，政府应该作为裁判者，对市场运行加以监督，确保竞争的公平与规范。其三，政府应该作为参与者，加强和完善教育，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推动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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