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一个国家不能回避历史错误

　　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法律表达歉意。这被视为迟到的公正。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据说是流行于英国司法界的格言，现在也深为国人所熟知，被人反复引用。每当我们面对显然的非正义不能及时改正，这个格言就会响起。然而，如果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那些为历史不公正而做出的努力，岂非失去了恢复正义的意义？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毕竟是一个句格言，一个形容格式的话语而已，而非一个法理学的结论，一个可被证明的逻辑论题。它可以提醒人们恢复正义不可拖延，但不等于拖延既已发生，那么正义就不可再得，从而改变也失去了意义。
　　在正义不可拖延的意义上，“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那是知其为非而无所努力；在改变不公正的意义上，正义与非正义有明确的界限，迟来的正义仍然是正义。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道歉法案后，推动众议院通过道歉法案，推动白宫就历史上的排华行为作出表示，将依次展开。就历史的错误进行道歉，这在很多国家都已发生。这些道歉，有时针对特定的族裔，有时针对外国人民，有时针对本国民众。无论受害者群体在哪里，只要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带来群体性的伤害，道歉就是一种应有的态度。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二战后德国向犹太人和以色列反复表示道歉，请求“宽恕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被视为历史反省的典范。而日本在二战期间行为的有限道歉以及不时反复，则使东亚民情陷入反复纠结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慰安妇问题，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军队不对强迫妇女成为慰安妇负责，不仅激起亚洲相关国家愤怒，而且美国国会也作出回应，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其军队奴役慰安妇，并正式道歉。
　　在美国，1988年里根总统向二战中被监禁的美国籍日本人正式致歉，1993年国会为一个世纪前推翻夏威夷王国道歉，2007年多个州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奴隶制道歉，2008年国会众议院为奴隶制以及延伸至20世纪中期的种族隔离道歉。在澳大利亚，2008年陆克文总理对历史上发生在原住民身上的残忍事件道歉。这些远不是国家道歉的全部。
　　每一次国家和政府道歉后面，都有着公民活动的铺垫，都有着社会认识的进步，都使人看到文明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繁育。对于政府来说，为眼前的某件具体的事情表示歉意，相比为某个历史罪错道歉，要容易得多。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揭开历史的伤疤”，而且可能是认为“责任有分期”，现在人不必为历史负责。
　　我们应当为前辈所犯的罪错负责吗？回答是有争议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奴隶”，“杀害犹太人时这个世界还没有我”，“人不能为没有参与其间的行为负责”。这里面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日本人，以及拒绝为历史不公正行为道歉的任何人，都可以引之为据。而按照现在一种通行的道德主张，人仅能承担其自我选择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人作为道德主体独立而且自由。而另一方面，政府被赋予中立无偏地治理社会的意义，而非考虑社会的良善。从而，美德不具有共同标准而成为个人选择上的偏好，“集体责任”、“历史责任”以及“道德政治”等更加不必存在。
　　无论作为道德主体还是法律主体，“个体独立而自由”无疑具有巨大的解放意义，并且成为近代以来定义人这个概念的第一义项。然而，人又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历史中。所有人都会同意子女对父母存在责任，而父母并非子女所选择；所有人也会同意国家关照国内公民比国际援助有更大的义务。
　　历史罪错在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也许每个国家都有其“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是随着历史认知和文明观念的演进而被发现，因此，是否道歉将不仅考验相应国家和政府的道德勇气，也标志其文明水平。
　　美国参议院就历史上的排华法案作出道歉，不必视为国家道歉的典范，但也不能因其“迟来”而认为没有意义。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家道歉行为，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政治的道德尺度，已发展到能够展开国家、政府和民族自我反省的水平。面对众所周知的历史错误，采取回避乃至否认的态度，将越来越显得冥顽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