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青年觉醒要摆脱集体主义思维方式

　　梁文道：接下来请到常常跟年轻人，尤其跟舒哥所描述的时代的青年打交道的清华大学的刘瑜。
　　刘瑜：我昨天在想今天来讲什么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说，算了不用想了，反正老罗会来。结果今天老罗没有来，可见当一个人成为CEO之后他就变得不靠谱了，当一个人既是CEO又是导演的时候他就绝对不靠谱了。
　　今天讲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这个话题，我想这个话题跟我学政治学有关系，第一个浮现我脑海里的现象是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是在过去大半年左右发生的中东的革命。关于阿拉伯之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被谈论的原因之一是阿拉伯国家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看到的数据是说阿拉伯大概30岁以下的人口有65，1529岁的人口占他们人口的3035左右。这个数据在欧美国家大概是20。我看过一些评论员，包括我看专业学者写的东西，有一个学者说这个现象是年轻人口膨胀，这和国家稳定性的关系高度相关，从1970年2007年将近40年的时间里面，80的国内冲突都是发生在年轻人口急剧膨胀的国家里，也就是30岁以下的人口占他们的人口60或者60以上的国家里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年轻人的大量存在和这个国家政治的生态是紧密相关的。年轻人多也可以是好事，大家听到过一个概念叫人口红利，像中国、印度，包括二战以后的美国，有一个年轻人急剧增长的阶段，它的经济是会受益的。但是一旦年轻人口膨胀，就业机会又没有跟上，而年轻人往往是激情四射能量过剩的，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口的膨胀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政治的风险，年轻人膨胀往往带来社会变更的巨大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如果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是维稳的最好策略。
　　我们如果看二十世纪的历史，不要迷恋青春，我们看二十世纪的历史，年轻人并不总是积极和进步力量的象征，如果看纳粹的历史、苏联的历史，包括看中国文革的历史。还有现在恐怖分子，我们会看到年轻人在所有反动的、黑暗的，甚至暴政的力量当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比如纳粹的冲锋队他们的主力是年轻人，苏联30年代的土改实际是以向农民开战的方式展开的，在苏联的农村党组织非常的稀薄，找不到那么多党员去对抗农民，很多从城里派去的共青团员，他们推动对农民的战争。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更不用说了，包括现在我们看恐怖分子，没有相关的研究调查，但是我们看到恐怖分子的面目往往是年轻的血气方刚的人，当然本拉登是从年轻开始愤青，一直愤到老。年轻人虽然往往代表着激情、力量、理想主义、正义感，但是他的力量并不一定总是用在正义和积极的事业上，他可能是抗击和抵抗暴政专制的力量，但是他也有可能是被暴政和专制利用的力量。年轻人虽然你们的力量很强大，但是到底用在哪个方向上，这是非常艰巨和复杂的选择。
　　回过头来看中国，至少过去几年我看到中国变化，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可喜的，我也看过专业的研究结论，我有一个朋友研究政治文化，大概三四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调查80后和之前人政治态度的变化，他发现80后的政治态度明显更自由、更宽容、更主张民主制度，对他们的权利有更多的意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有另外一个研究学者，他是有一个跨国的政治观念的调查，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变化，社会结构不变化的话，政治观念未必是年轻人更自由、更宽容、更对权利有意识。在中国也有很多另外一个80后，就是80岁以后自称80后，像茅于轼这些80后，他们的观念非常开放、非常自由，所以并不是老年人一定保守，年轻人一定更自由。在中国因为经济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尤其过去三四年，博客、微博的兴起，我更加坚信中国年轻人向更自由、宽容的方向走。
　　青年的觉醒并不一定是站队的问题，并不一定是你从左向右，或者从保守向自由。我认为青年觉醒的标志是你从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运用你自己的头脑和理性进行思考，运用你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去思考，这才是青年觉醒的标志。今天的话题是青年的时代还是时代的青年，这个话题里面本身有一个陷阱，因为青年还是集体性的概念和集体性的话语，刚才文道说到很多青年人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向何处去。我觉得青年觉醒的标志是我应该怎么办，我作为张三、李四我应该怎么办。这里面不是站队的问题，不是说现在流行自由民主就跟着自由民主走，十年前流行民族主义就跟着民族主义走，这是另外一种有害的东西。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让子弹飞》，据说还是我编剧的，这个电影里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谁赢跟谁”，这是非常有害的思维方式，无论你最后思考的结论是什么，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到达的那个结论，你这个国家的走向可能都是非常危险的。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个80后的小孩访谈的时候说，如果让你送给青年人一句话是什么。我说“相信你自己”，这是我愿意送给年轻人的话。相信你自己，破除任何的权威崇拜和偶像崇拜，无论是政府或者所谓的公知，运用你自己的头脑和理性证明你配得上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