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给的一万与应该给的一亿

　　精英是否就该过得比大众强？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当然应该强嘛。然而，正是这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却成为当前一个热点话题。
　　前不久，经济学家萧灼基先生针对山东日照市建设教授花园，讲了这么一句话：“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中期，我们有一位经济学家说，如果到了本世纪末，北大教授还没有别墅汽车，就是改革的失败”。萧先生口中的那位不知名的经济学家，当年很可能只是随便调侃几句，不会想到多年后还真的被经济学界权威当作衡量改革成败的“国标”。萧灼基先生的话打开了与精英待遇相关的其它链接。据说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朱鎔基先生以一国总理的身份，说中国不缺钱，缺的是人才，当场大声疾呼留学海外的人才回来。不知是不是为了“贯彻落实朱总理讲话精神”，今年，上海，杭州等地纷纷出台鼓励留学人才归国创业的优惠政策。杭州市政府给“海龟”们每人8000美元启动资金，上海市政府出手更大方，“优待俘虏”的标准升格为1。2万美元。从而也就把精英们送入了聚焦灯的强光下。
　　本来，善待精英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不是多得用来出口换外汇，而是少得必须大力开发加引进。但由于我们在善待精英的尺度上出现了混乱，一提善待就好象怎么善待都不过分广东为了善待精英，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有些人甚至拟议要突破国法框架给予硕士夫妇生二胎的特权，从而导致连应不应该善待也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我认为，当前在善待精英上有两点有待厘清：怎么处理精英与非精英的平等国民地位？优待精英到什么份上才是真正的“善”？
　　处理好精英与非精英的关系并不需要很大的学问，即使不认真去怎么处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会处理好的。要处理好的是，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何介入。精英与非精英完全平等是不值得追求的，这已是社会共识。现代精英区别于非精英的特质是拥有建立在高学位教育基础上的高智商，把精英与非精英强行按在一条板凳上，会导致反智主义盛行，造成人才这种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导致民族整体素质退化。但精英与非精英说到底都是同一个社会里的平等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这点决定了对精英与非精英必须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起点。机会平等，起点平等是程序公正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市场竞争得以有序运作的保障。从平等国民待遇的道理上讲，上海、杭州等地方政府既然给“海龟”们以巨额启动资金，就应该给予“本地龟”比如来本地打工的民工以同等的机会，保证“参与博弈的所有国民必须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不能提供同等的启动资金，这项政策就是把非“海龟”们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是歧视其他国民。
　　善待精英到什么程度才是善待？我国的足球球员薪金向国外高薪球员看齐，争相涨薪，已经成为制约足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北大教授为例，教授们的工薪主要靠财政。若是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允许北大教授拿到足以置房购车的高薪，足以赶上和超过哈佛牛津教授的高薪，那个自然不在话下，但现在全国按625元人、天（即每人每天不足2元，约合24美分左右）的脱贫标准计算，仍有近一亿贫困人口。我丝毫不嫉妒教授们过上好日子。但是，教授们的收入多多少少要每天全部所得不足2元的人们作纳税人外加纳费人才可保证。这种情形下，以教授们是否有车有楼作为改革标准，但显得不近情理。换个角度来讲，北大教授也不能仅以身份作为理当拥有汽车别墅的理由。毕竟，北大教授也只是万千平凡人中的一员，他并不因为任职北大的教授就“百大”了。如果将善待与身份挂钩，有了这个身份的人一律都应待得善而再善，无异于人为制造一个新的知识特权阶层。我认为国家对人才的激励，在制度安排上应该着眼于实用，要通过薪酬分层体制促进科学文化取得实质性进步，制度本身应有利于推动精英们走向市场，走向社会。要鼓励教授先生们作出成绩来，实行绩效工资，比如通过写出好书拿高额稿酬。对于一些基础科学，人文科学，不可能简单地用市场价值来衡量的行当，也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根据有无创新和其它可度量的指标来区别对待。应该善待的是成就而不是名份，根据成就大小来决定善待的程度。像袁隆平先生，王选先生，前者的水稻良种让13亿人个个受益，后者拿到了激光照排的原创知识产权，引发一场汉字出版业的革命，中华科学文化教育方方面面都受益非浅。对他们，别说汽车别墅，即使给他们一个亿，谁会嫉妒？程序公正并不要求结果平等。不同的努力肯定会带来财富的差别。那些“海龟”们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市场上拿到巨额财富，他与民工或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出现巨额差距就是合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