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革命”讨论的再讨论

　　工农问题还是公平问题
　　工农是否被边缘化，事实是否如此，我以为并没有十分大的分歧。工农边缘化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震撼，我想即便不同意于博士的人，也大多是说现在还没那么严重，或者说发展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显然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假如不解决，一定不会产生于博士指出的问题。在这样最小公倍数下，人们讨论焦点集中在社会集团的分析和辨别，集中在国家主义或是社会主义（请注意：这里的社会主义带了引号，它的含义是只从社会这个超乎国家概念的人类生活组织形态为看问题的主要出发点而言的）。我以为这样的讨论无意是非常必要的。但它未必关注到了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在人文主义基本框架之内，关注人的公平或者叫做最基本的正义问题。
　　一
　　诚然，任何对公平或对正义的定义，推而广之，都有其社会历史的规定内涵，不宜笼统泛泛而谈。但现代国家或者我想大多数讨论者都基本同意称之为的现代国家，也有自己非常突出的正义内涵或者叫做一般性公平的原则。比如不管是真是假，但自诩现代国家的各国宪法当中，都以不同表达方式规定了人的尊严不容侵犯，绝大多数现代国家的宪法当中也都规定了人的基本权利不容侵犯的内容。虽然对基本权利的外延规定不尽相同，但上述国家的宪法当中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表述，并没有十分大的区别。这说明什么？我以为这说明以超乎社会阶层及其一时一地的特别利益，认同所有人都具有相同权利，已经基本成为人类组织国家的基本共识。比如上述学者和学友讨论的时候，不顾最终同意于先生的意见与否，还没有人否认工农必须与有钱和有权的人一样，具有发表自己意见，贯彻自己利益的权利这样一点。这就是类似共识的基本体现。
　　二
　　在认同基本正义与公平的基础上，再来讨论于先生所说的所谓承诺问题，我想也许就不会出现比如讨论共产党是否真的不过是改朝换代这样的我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即便仅仅是改朝换代的新皇帝，也从来不曾放弃宣布自己顺天承运，体恤万民。我们当然有充分的权利和理由来怀疑这样的宣布在实际上有什么效果。但假若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宣布本身的所谓文本事实上，问一问为什么即便是我们概念中专制象征的皇帝，也不能逃脱体恤万民的合法性基础，也许我们会发现：其实，于先生提出的那个假如改革不能让大多数人怎样怎样，就会如何如何，在体现万民意愿，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层面上，并未实际超出统治必须经过民意认可的这个集中在人类文本表述当中的道理。如果追溯到武王伐纣，人们不难看到在那里提出的解民倒悬的命题，于是也不难想见倒悬的人是受到如何不公正，不正义的对待了。
　　三
　　工农问题在中国革命当中的地位始终被用来从统治者的角度来分析革命是否能够成功，或是分析革命成果是否能够保持。我认为这起码在观念上已经不那么公正了。工农在国民革命时期，就已经被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认定为受到极为不公平不正义待遇的社会阶层。号召革命和实现革命的国共两党，在这一点上，起码口头和文本表述并没有十分的差别。还政于民，都曾是两党革命宣布要实现的目标。只不过孙先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毛泽东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共产党在上台之前，对还政于民的渴求，虽然人们可以借此来衡量与批评它是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但这个党作出了如此承诺，作出了现代国家内代表包括工农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承诺，这样的文本事实昭昭在人耳目。可见，在中国革命的传统中，还政于民，在国家政治含义内，是属于所谓政治正义的内容的。舍此，我们就无法解释现在执政的党何以会面对自身认同危机，那就是曾经经过激烈辩论的所谓三个代表当中的最后一个代表。
　　四
　　还政于民这样的政治正义，不仅包括工农的问题。它尤其包括一个不孜孜于人的社会阶层归属，承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问题。之所以工农文问题如此突出，是因为工农作为中国社会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对社会和政权的影响力最小以至现在最少具有实现文本上承认他们所具有的权利的社会阶层，表达或必须表达他们所受到的不正义不公平的待遇，最终动摇了中国社会的最基本正义的这个问题。而不是别的。恢复工农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的可能，而不是通过剥夺其他阶层，来恢复工农（兵）集体专政。认可这一点，我们才最终具有实际意义地谈到了革命的问题。
　　五
　　无论国共两党如何在文本上承诺了现代国家基本政治正义的原则，他们在革命期间乃至革命之后，基本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是剥夺一部分人的基本权利，借以动员另一部分人来夺取或巩固自己据称是要用来实现基本政治正义的权利的。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我们要讨论革命党不能继续充当革命党，讨论宪政的问题，乃至讨论工农的问题，最终自然也不能离开讨论放弃剥夺一部分人的基本权利，来获得另一部分人的认可这个基本含义。许多学友同意现在中国各种精英联合起来排斥工农，另外一些学友否定有这样的事实发生，但显然不否认假若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是不正确，是必须纠正的。这在现在讨论的语境，认可了我上面讲的那个放弃革命的原则。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不能同意中国继续走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的路，不仅甚至主要不是因为那样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动乱，乃至影响了我们的国家发展云云。我们要告别革命，要终结革命，乃是因为那样的革命从根本上不正义，不公正。那样的革命从根本上不符合人性。不但事实上不符合，而且文本上也不符合。
　　六
　　实现人的最基本价值，并不等同于实现人的个性主义含义上的最高价值。人的身体和尊严不受侵犯，仅仅是人们实现自己生活目标的最基本保障而已。人的言论自由不过是保障人们在自己其他基本权利遭到侵害时，用和平手段恢复如实权利。人的结社自由，示威的自由也基本类同。还政于民，在这个意义上，是还自由生活于民，而不是还部分人统治另外一部分人的权利与民，当然就更加不能是还所谓多数或是少数统治于民的问题。诚然，现实的政治或许果然不能离开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冲折妥协，但这样的妥协和冲折仅仅是实现还政于民的手段，而且它的使用不能影响到保障人（无论他身处多数还是少数）最基本权利这个现代国家基本正义前提。我们现实政治的问题，部分地比如表现为一部分人（精英）借无视乃至剥夺其他人的基本权利来实现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这种不公正，不正义，我以为根本在于前者，在于剥夺别人的基本权利；而不在于后者，所谓实现哪怕我们许多人并不赞许的人生最高目标。换言之：假若精英们可以在不剥夺工农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可以去纸醉金迷的话，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依旧不能对此击节赞赏，但我们会敬而远之而已，不会登高一呼，揭竿而起。毕竟，在精英作为人的层面上，纸醉金迷，无非是他们人生最高目标，而非最基本权利。
　　作者：一通2003011014：45
　　民主与自由是一定要区分的
　　民主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有关公共权力问题；而思想问题则是一个自由问题，它应该与公共权力无关。“话语霸权”那是异化了的意识形态。有关思想问题的“民主”问题，它不需要通过也不能通过架构公共权力来解决，它不需要形成一个共同的思想，也就不需要在思想领域形成公共权力。也就是说民主的公共权力的目标是形成共同的秩序，所以我们不需要思想上的民主，只需要思想方面的自由。
　　作者：校友2003011020：01
　　中国需要发展更需要关注稳定
　　中国当然需要发展，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发展一定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发展只是一个做蛋糕的过程但做好之后如何分才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分的不好，既使每个人的境况都改善了，但在看自己碗里的风景的同时可能更关心别人碗里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说发展解决不了稳定问题，只是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大平台。不要害怕指出丑，就害怕遮蔽丑，当农民和工人拿起工具发言的时候，自己吓白的脸色才叫丑。
　　作者：林中杨2003011020：23
　　如何才算“当家作主”？
　　一通先生文中关于“还政于民”与“保障人（无论他身处多数还是少数）最基本权利”的论述（附后），引发我思考“为何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执政党如此抗拒如下的关于如何才算“当家作主”的办法：民众在多数决基础之上周期性和平让渡于少数治”。难道世上真有“我只要不停地想着替人当家作主，这群人就会一直“感觉”是在当家作主”？我常想，论智力和声望，我科学人绝不会高于老毛及其“后代”，但为何就只有我能想到在“替人当家作主”之外，还真存在“依赖在一通先生所述“基本权利”之上的“多数决”来达到“人民（当然含于博士关注的工农）自身的真正当家作主”呢？
　　作者：科学人2003011023：11
　　当家作主和与民作主
　　这里的讨论真好。
　　就科学人和一通先生的争论发表点意见。
　　当家作主从来就是对一种政治权力空间的描述，并不具有确定的政治形态。但是，由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使民主和专制有了一定的区分。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讲究的都是“人民”对于公共权力空间的制约。而专制社会则更多的以为民作主或“代表”人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作者：夜游人2003011104：06
　　我们能不能只当自己的家，只做自己的主呢？
　　原想就工农问题引申出最基本社会公正来。没有想到热心的学友竟而提到“当家作主”这样的想象，可算得久违的词汇了。
　　其实，沙家浜这出戏里有句话，几乎是暗合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所谓“这支队伍是你当家，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
　　问题并非在于后者，问题我以为出在前者。
　　我们中国人的统治欲实在深入骨髓。朱老夫子说“修齐治平”，除了“修”是“修理”自己，所谓当自己的家之外，其它的都和不同规模的统治有关系。“齐家”是统治老婆孩子；治国和平天下意思浅白，不必解释。一个人非到穷则独善其身的时侯，绝不愿意没有什么人接受自己的“当家”，所谓“皇军”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以孔家男性至上主义为标志的一大中国特色。
　　于是，大家讨论宪政，就说是“宪法是国家大法”，绝不愿想到宪法首先是全民自治的大法，它规定的是所有百姓共同生活的规则，其中不免也包括民众委托管理公共事物的“统治者”必须遵循的规则。惟其是全民的大法，所以才必须由全民“自己当自己的家，作自己的主”，而并不本质上存在“统治大法”的涵义，或者小心一点表述：宪法并不主要是“统治”法。
　　于是我们讨论民主本质时，就有人死活不愿意离开一个多数或少数“决”的问题。仿佛离开了“决”的那一霎那，民主就失去了本来意义。须知所谓“主”或是“作主”，也包括议而不决，悬而未决，暂且搁置等等意思。在家和妻子“民主”生活的丈夫，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最好的民主是两个人说说谈谈，最后也许什么也没决定。但两个人有了一段或者永远难以磨灭的共同经历。推而广之，在西方民主程度很高的社会里，一个商店关门时间，可以大家讨论十几年，还是没有结果，但大家谈谈，争论一番，明白了各自的利益所在和妥协的边界，即便不“决”，难道就不是民主社会的生活常态了吗？我以为仍旧是。不过这样的常态实在并不符合我们国人对民主和“统治”的联想而已。
　　再进一步说：假如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民被要求（包括被洋人要求）一定要进步，一定要开汽车住洋房，否则不够“派”，不够“酷”，云云。我们自己作主的形态除表达“是”和“否”而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不置可否”。我们自主的决定因此或许是暂时的，或许只作数很短的时间，那也是我们作主，而不是别人为我们作的主。我们作主作错了，自己承担责任，并不怨天尤人。也许我们不置可否的背后是“犹豫”，其实就是“犹豫”也是我们自己作的主。
　　拉杂说了这许多，是想说自己作主是一种本体状态，它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真正本原的社会公正是保障人们自己作主的基本自由，并不就意味着给人们安排好了“公正和正义”的终极。因此，套用沙家浜里面的那句台词：真正的“作主”是“这只队伍不是我当家，我也不想当它的家。我只想当自己的家。我们大家一起能不能保证我不受干扰呢？”
　　作者：一通2003011105：26
　　TO一通和科学人：民主、合法性和公正问题
　　读了于建嵘《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及各位学友认真而有见地讨论，特别因于文而引发的有关一通先生和科学人先生有关“当家作主”，感到有几句话要说：
　　其一，于文对革命的清算是十分深刻的。我们的确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工农运动。这些年来，在强大的权力面前，工农边缘化了，知识精英们却将这种现象视为合理的发展。这是一个历史主义的分析。
　　其二，一通从社会公正入手来理解工农边缘化是有道理的。如果于文是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在向世人提出革命的警告的话，那么，一通先生则试图从公平和公正这一社会理念着眼，以人文关怀来解释工农边缘化的“非法性”。这是一个社会价值判断。
　　其三，科学人则从民主这一理念入手来寻找如何解决工农边缘此类问题的“良方”。当然，将民主类比于“当家作主”之类的主张显然有着巨大的理论风险。这是一个理想主义建构。
　　三位先生的理论关怀各有不同，但都在解释当今社会的合法性问题的。一个历史主义分析、一个价值判断、一个理想建构是否有着共同性呢？
　　希望得到三位先生的解释。
　　作者：学人在海外2003011111：57
　　历史主义，价值判断和理想建构
　　“学人在海外”先生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
　　历史主义的分析。于博士分析中国工农运动毫无疑问是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出发的。这是怎样的一段历史呢？我想可以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在现在语境下讨论问题的最小共识肯定下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无论是国民党号召的还是共产党号召的是从对社会的价值判断入手的。实行“耕者有其田”，是从农民没有土地这个社会根本性的不公正出发的。“扶助农工”的背景也差不许多。即便是出于一时策略，比如为了动员抗日的力量，共产党在自己的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那也是从平衡社会力量，以乡村间相对比较富裕的人也可以接受的社会价值判断为号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最起码成为了实行政策的意识形态背景。你可以说这样那样的政策在实际上并不符合价值判断的文本，但你无法说这样那样的政策在文本上不是基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的。
　　二
　　这段革命历史的价值判断众说纷纭，但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那里呢？有没有这样的共同之处呢？我以为是有的。这个最小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基本上都是理性建构的产物，其中经验试错的成分起码在规定价值判断之初，并不占据主要地位。现在历史界反复讨论的中国封建社会问题，是典型理性建构偏离历史经验的例子：明明中国最迟到唐就最彻底的取消了以土地和统治空间分封为特点的“封建”，但因为我们革命当中的理论和实际上的领袖从马克思那里据说读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阶段”，当中“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而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又是不可摇撼的理论建构。所以，我们宁可削足适履，也不肯面对现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教授最近著书说明：其实中国的所谓“重农轻商”，也必须做特别的解释，不然无法解释所谓“江南资本主义萌芽”何以两，三百年居然就发展不出来哪怕比较象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第三等级等等。这也可以看做是对一统天下的“建构主义”的修正吧。最为严重的建构主义发生在口号叫得最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按照那时的理论建构，八级工资制度已经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温床了，农民搞些小副业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了，遑论其它。在理论建构基础上，规定社会价值的判断，如是判断的评判标准以及标准的解释，成为了被称为“工农兵政权”的意识形态主导。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必讨论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否在实际当中得以“履行诺言”式的实现，仅以历史文本为根据，我们也无法否认建构主义为基础，价值判断为构架是我们这段革命历史的很突出的特点。
　　三
　　在否定这段革命历史的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人说其实这并非这段革命历史或是并非它的全部。有的人比如于博士解释这是我们历史向工农作出了承诺，现在我们或者履行这样的承诺，当然是在改变了最基本社会前提下来履行承诺，或者对承诺本身作出包括文本上的纠正。还有的人比如在下认为历史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它，但我们可以提出超越革命的历史的思维。中国现代史当中，并非只有革命或是对它的反动。中国现代历史当中还有无数人和人的命运。比如在下这样的人，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建构主义的功绩，并不从根本上否认革命建构主义当中关于不正义，不公正的描述，而是补充提出：这样的描述以及这样描述提出的结论，需要修改。理由是这样的描述不是从人文主义基本框架当中的人的尊严，人的基本价值和人的自由以及保障自由最基本的集体自我约束出发。提出这样的问题，并没有超越价值判断，并没有彻底舍弃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是必须予以承认的。
　　四
　　历史主义分析当中，因果延续的思想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革命历史如此，所以为了不去重蹈历史的覆辙，必须如此，就是这样的因果延续的例证。比如因为中国的革命历史对工农作出了承诺，所以中国（的执政者因为他们代表当年作出承诺的革命者）要忠于自己的承诺，否则如何如何。但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的历史扩大成为力图解放“人”和“人性”的尝试，把解放工农作为这样解放“人”和“人性”的例证，历史主义的分析就必须把目光投向所有人，就必须分析如是历史的因果到底如何。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有在社会主义结构诠释框架内的所谓“革命的人道主义”，所谓的“反血统论”，都是从哪怕是非常局部片面的“人文主义”出发提出来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可见，人性的解放并非为意识形态所根本否认，不过意识形态的文本事实当中，有对“人性”解放的误解，曲解与恶性的歪曲；意识形态在实现过程中，也有“假汝之名”，行践踏人性之实的事情大量发生。反思这样的革命历史，从批评和批判意识形态本身入手的固然大有人在，从实现意识形态的革命实践入手的，也不乏其人。我们何妨从意识形态当中和实践里面共同有的人的历史，人性的历史入手，来反思，从中得出我们的历史主义分析呢？就说承诺吧。国共两党都承诺了“还政于民”，都承诺了要实行宪政，用这样的承诺，最终也都承诺了建立符合尊重基本人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的现代国家。那么，现在我们对这样的承诺应该持什么态度呢？
　　五
　　理想和工业标准。初看起来，这两者毫无联系。但从文本与现实的关系上看，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理想的建构是以达到最终级目的为出发点来思考的，而工业标准的文本则是以现实当中相关产品或服务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为出发点来设计的。那么，建立合乎人性，人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要求的现代国家是怎样的一种建构呢？我以为它更接近后者，而不是前者。在上一篇文章当中，我已经指出：保证人的最基本权利，不过是保证人按照自身意愿努力去实现人生过程中他以为是的最高目标的最基本前提，并不是这个目标本身。极端一点举例：假如我们规定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必须符合共产主义理想，那么我们就不是在“工业标准”的这个涵义上建构了，而是在许多人认为甚至就连马克思主义者自己也并不完全否认的对未来的虚构的基础上来建构当前生活了。但假如我们要求比如不要虐杀，不要奸淫，不要欺骗或者要保护产权，这其实就是在所谓“工业标准”意义上建构社会框架，用以保护生活在其中的人，得以享有基本的自由，来实现各自不同的生活理想了。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看，这样的“工业标准”式的社会建构，是从圣经或中国孔子的“仁”那里就开始的传统，是历史的传承。按照价值标准，这样的社会建构规定的并非是人生活本身的价值，而是人们赖以生活的所谓“程序价值”。刚才说了这样“工业标准”式的社会建构和理想之间的关系，不再赘述。
　　六
　　有一段时间，一些热血的学者在总结文革教训时，提出了“告别革命”，现在于先生在非常不同的前提下提出“终结”革命，我以为都非常有道理。不过，要把这个道理讲深讲透，仅只从“否则社会就会不稳定，国家政权就会出问题”出发，我认为还是不够的。因为，那样我们就又会不知不觉当中回到比如国家主义立场上（凡是有利于或是有害于国家的），比如强调社会高于个人的立场上（凡是有利于或是有害于社会的）。我认为值得我们探讨的命题是否可以这样来描述：以人和人性的历史主义来取代革命的历史主义；以人和人性的价值判断来取代革命的价值判断，最终才能以人和人性的理想建构来取代革命的理想建构。这里，我丝毫不以我没有离开建构主义为耻，我甚至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一度炒作的所谓“后现代”，所谓的“解构”主义，所谓的“理性过度”问题，如果那并不仅仅是“炒作”的话，那也至少是对以尊重人的最基本尊严，保障人的最基本利权为基础的社会，彻底失望，彻底投身于一种智力上虚无的结果。
　　作者：一通2003011123：06
　　再说历史主义和价值判断及其理想建构
　　谢谢一通和科学人的回应。但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观点：
　　一、历史主义逻辑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历史主义分析背后的逻辑一定具有价值判断，但历史主义分析并不等于价值判断。这是因为，作为历史主义分析的逻辑起点是事实，它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梳理来论证或否定一定价值学说。于建嵘的文章就是这样一种分析方法。而一通先生的分析则首先根源于一定的价值理论来进行历史评述和现实评判。这两者无所谓对与错，但却有学术方法论的根本之区别。
　　二、历史主义、价值判断与理想建构的区别。历史主义分析和价值判更多是对历史的追究或对现实的评判，而理想建构则更多是对未来的构想。历史主义分析和价值判断也可能产生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那只是在对已有历史或现实的追究甚至主要是批判基础上产生的。而理想建构则更多是根据一定的理想或原则而来架构社会。我所说的理想建构的理论风险是指如果根据一定的原则来架构未来社会的话，往往会往空想社会方向发展，而不是其它。
　　作者：学人在海外2003011207：19
　　答“学人在海外”：再论“理想建构的理论风险”
　　答“学人在海外”：谢谢你的回贴中对“理想建构的理论风险”的进一步的阐述：“指如果根据一定的原则来架构未来社会的话，往往会往空想社会方向发展，而不是其它”。这个“醒”提的好！不过别忘了我是“科学人”：我比谁都清楚：弄不了“理想气体定律”的范德华却知道在其中加2个参数就可描述不少“真实气体”，同样，连劳伦兹变换这个简单数学推导都不懂因而只好求助于劳伦兹先生的年轻爱因斯坦却能修正牛顿的运动方程使之能描述接近光速运动的物体。
　　引此，我的特别是在又关中国的民主宪政化方面的“理想建构的理论”当然应避免成为“新乌托邦”，但不可否认，只要中国民众能象参与于文“终结革命”的讨论的人士一样有心无血，再加老江老胡们的“无限包容”，相信会从我的“理想建构”中兹生出民主的“范德华”与“爱因斯坦”们来的！让我们试目以待！
　　作者：科学人2003011211：44
　　思维的互动答学人在海外
　　诚然，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思维的起点和重点或许和别人有很大区别。比方说历史主义还是价值判断。这样的起点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方法论乃至整个学理的建构与印证，甚至最终会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学派。
　　不过，回到我们目前讨论的具体环境下，我认为很重要的倒是关注一下不同出发点，不同方法论得出的彼此相关的，彼此互动的思维过程。
　　以历史主义为开始。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历史主义，我以为是以历史分析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并且以历史分析为因果判断的基础，最终达到为现实乃至未来提供诠释和判断的方式与思路。但就是这样的历史主义，早在它开始进行历史分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采用相关的视角。比如价值的判断。某些历史主义的诠释甚至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它用以建构历史分析的所谓一般规律，比如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之间的关系。这些规律是否能够导出比如革命或暴力革命的结论，我没有进行过彻底的研究，但这些规律因为它对自身有个同样是预设的真理性诉求，因此被认定也同样适用于未来，适用于历史分析之外的社会田野。
　　从我们经过过的所谓历史主义话语出发来看待本来仅仅属于学术的这个互动，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工农的称谓本身和它的社会属性的归类，就已经并非仅仅进行所谓历史的分析就能够规定下来的。工人的说法之前有工匠，手艺人等等说法；此前对现在被称为农民的人，称之为农夫，使用显然是单数的名词形式。而把工人和农民规定为社会阶层，提出他们社会属性当中的共同应当受到关注的地方是他们受到的和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远为不公平的待遇，那就更加不是单纯历史主义所能够胜任的。历史主义强调的历史事实在表述时，已经带有明显的其他思维方法和过程的影响，这毫无疑问地涉及到了学人在海外先生提出的问题，那就是这样的分析与比如价值判断和理想建构的共同点是什么的问题。
　　因为篇幅，我只想讲我对所谓价值判断的一点看法。规定价值的过程是历史的过程，特别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过程。任何价值都不是可以全然脱离历史过程的。但这并非是说任何价值都不存在普世性，而这一点是任何价值都是人的价值这个基本判断相联系的。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社会阶层，阶级，职业作为归纳价值的基础；从对时态所谓过去现在未来的角度，我们可以回顾价值发展过程，它在不同时间段当中的具体涵义，这些涵义的当时的社会与文化的诠释，等等。假如我们这样做，就必然地要在某种程度上，回归特定的历史主义。
　　无论我们在价值判断上怎样做，我认为都无法也不能最终离开价值判断的基础，那就是价值是人的价值或者可以补充成为价值是人的和由人来得出来的价值判断。
　　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博士的回答并不十分的满意。工农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中国革命历史分析的角度来判断，我们就实际上已经接受了革命本身的概念，历史分析方法和其背后的理想建构过程。而工农同样也是人，必须具有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以及人类此前时代给人规定的哪怕是最小涵义的价值与价值承认。比如他们必须通过社会过程的规定，得到和保有人的尊严与权利。这既符合从中国历史出发我们可以不断得出的文化精神历史的分析，比如解民倒悬这样的早期历史当中统治和革命者的价值判断文本，比如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这样的理性主义人文分析；比如顺天承运体恤万民这样的统治合法性设计必须的话语，等等。
　　同时，提出从人本的角度出发规定一切国家行为必须有利于而不是有碍于更不能有害于人的最基本尊严和权利的保有与实现，也事实上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起码在文本上认同的最小公倍数，不然何以就连迫害人权最烈的比如利比亚也不但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而且堂而惶之地坐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对事实如此上也的确有迫害人权记录的美国，大加伐挞？
　　固然，人类对自己提出的各种价值文本一向不那么认真，这是古今中外皆然。但人类自从进入所谓理性文明时代就一直无法离开各种价值文本，以至于一直也无法离开对价值文本的设计，对已经设计的价值文本，进行和实现价值现实的对比衡量，或是力图从话语上，起码动摇已有文本的有效性。这些事实，是我提出最初工农问题还是公平问题的思考基础。我以为不论是从人的价值历史发展，还是从人们重温或重新建构新的价值文本所谓理想的建构上看，提出人文主义的视角，来促进我们互动的讨论，都是有益无害的。不知道学人在海外先生当然还有科学人先生对此作何感想？
　　作者：一通2003011218：13
　　中国的出路
　　百姓的心里有根称谁好谁坏他他们最清楚，他们是棉任人搓捻，他们是铁让碰着他们的人感到坚硬疼痛，他门可以把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把一个人从天上拉下来。百姓的心里有根称谁好谁坏他他们最清楚，他们是棉任人搓捻，他们是铁让碰着他们的人感到坚硬疼痛，他门可以把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把一个人从天上拉下来。卜一百姓的心里有根称谁好谁坏他他们最清楚，他们是棉任人搓捻，他们是铁让碰着他们的人感到坚硬疼痛，他门可以把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把一个人从天上拉下来。谁胆敢把他们置于死地，他们也会跟你拼死相争。
　　作者：匿名2003021223：17
　　从“让农民自己说话”谈起
　　近些年来，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再次成为关注国事者的一个焦点话题。一位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里写下了震撼人心的三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毛泽东有句名言：“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意思是说，由于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解决好农民的问题，才能解决好中国的问题。著名的农民学家、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也有一句名言：“在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意思是说，在当今中国，农民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体制造成的，只有解决好中国的体制问题，才能解决好中国的农民问题。
　　最近，读到大陆学者于建嵘的长篇发言“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极具分量，特向读者推荐。于建嵘坦言，他不同意现在许多学者和专家（包括李昌平）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和主张。因为这些解决方案，“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强大的国家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停止对农民的剥夺，还利于农民”。这些方案“将农民这个社会主体排除在外，没有看到农民自己的力量，没有将农民放在农村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
　　于建嵘指出，解决三农问题，“不需要救世主”，“要靠农民自己，要让农民自己讲话”。
　　好一个“要让农民自己讲话”！一语破的。
　　道理是极其浅明的。在中国，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但又是最弱的群体。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农民是一盘散沙；而导致一盘散沙状态的原因就在于农民没有自己的发言权。
　　同样是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上海一类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大城市里的人，由于他们的相对集中，离权力中心较近，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形成某种群体性的压力，政府则比较担心他们“闹事”，在损害他们利益时不能不有所忌惮。另外，专制统治集团毕竟不能单靠自身的力量维系自己的统治，它必须笼络一批人，必须给一部分人以小恩小惠。长期以来，中共当局实行牺牲农村，收买城市的政策，就因为他们吃准了农民格外缺少发出声音和施加压力的手段。尽管说今天的中国，各地的农民的各种形式的抗争活动无日无之，但由于其分散，构不成对政权的威胁，政府比较容易分而治之。如果说到现在，中共终于也不得不注意三农问题，那么，正象于建嵘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农民的抗争太普遍太频繁，以致于使得政府不能不再重视，不敢不再重视。
　　一直有人说，言论自由只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偏好”，农民只要求吃饱穿暖，对言论自由没有兴趣。然而事实证明，除非农民获得发言的权利，否则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就得不到起码的维护与保障。
　　据说，中共新班子已经对三农问题表示关切，并著手调整相关政策。这是值得鼓励的，也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调整政策而不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仅仅是部分地满足农民的具体利益而不是让农民获得基本权利，那么，三农问题的解决就被引向歧途，再次落入历史的误区。
　　也许有人会问，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中国的问题这么多，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
　　我的回答是：且不说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自由，不只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为了保证个人尊严与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民主是为了解决“如何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民主是用讨论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如何解决问题”无疑比“解决问题”更基本。人类社会永远会有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如何解决问题”。
　　作者：匿名20030303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