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刚：再驳张维迎先生的市场制度最道德论

　　前两天，看到张维迎先生《市场制度最道德》一文，草就了一篇反驳文章，被网友批为“反击无力”。以前当然听过张先生的大名，但对张先生确切的思想谱系却根本不了解，当然那篇想当然的驳贴便无的放矢了（这样说只是想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无知，而绝不是无屑）。从《选举与治理网》的朋友们的回贴中，切身感受到张先生是位广受爱戴的明星学者，也知晓了张先生本来也是广受争议的学者。这也是中国特色吧，想广受爱戴就必然先广受争议。依此现实规则，我的驳贴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且如此广泛的否定，我当然应再接再厉了，既使驳不倒张先生，也为自己博得名声嘛。
　　察看文下网友们的立场对立的回贴，普及了我不少知识。野语有云：“抬杠长学问。”此之谓也。张先生亦如其它市场经济学家（或称哈耶克派自由主义者）一样，曾有过很多颇具颠覆意义的理论结论，如：“国有资产是冰棍，不分掉也会自然消失。”“中国穷人为什么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改革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未来中国的转轨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周小川。”张先生的同道还有诸如：“应为卖国者翻案“、”列强侵华有理“、”中国人应当祭奠侵华而死的日本军人“、”爱国是流氓最后一着“等等的惊人的学术高论，也包括这篇”市场制度最道德“论。这般引述，是要被网友们批为断章取义的。
　　我们还是回到理性思维的常识上来看一看张先生及其同道们错在哪里了？之所以从理性思维的常识谈起，一则因为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己经建立了同张先生一样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只在意逻辑实证推到哪里，而不在意结论是否道德。所以只能用理性思维叙事，才能服人；二则因为张先生及其同道们在学术常识上都犯有无可原谅的错误。
　　一个理论成立否，有个必要条件，也就是推演过程是否“自洽“，但这只是必然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理论成立否还需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外洽“，也就是能否承受对这一理论结论的”穷推“，不能承受”穷推“，那就不是理性思维的结论，而是诬论。这也是为什么民众（没“学问”的）对张先生及其同道的过格言论，本能反感的深层原因。因为这些过格言论是承受不住”穷推“的。悖离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道德底线，那么这种那怕”自洽“的理论结果，也都只能称之为哗众取宠了，因为它除了能引起广泛的反感外，毫无任何建设意义（没“学问”的人太多造成的）。做学问的人，关注自身理论是否”自洽“是学养，关注自身理论结论是否”外洽“，则是份责任与担当的。
　　一个理论结论，如果只”外洽“而不”自洽“，其意义也会是很大的。比如张先生文中所要推翻的”利他心“。利他心也就是”善“，是所有主流宗教所共同主张的，以社会现实上看，如此多的宗教信众本身也在揭示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在心理上是有善心基础的。至于说一个人的“善”能不能激发出来，则与其所处道德环境和所受道德教育有关。当然，我不是在说学术理论只需”外洽“而不需要”自洽“。那样在理性探讨时是不服人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主流宗教都有迷信色彩的原因。因为它们不想和谁进行理论探讨，尤其是它的核心假说。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与之不同，它是理性而客观的，反迷信的，且成功的完成了内核设置，这也是中国人对世界的一份特别的贡献吧。当然，儒家思想的哲学结论是“利己利他”。这方面不宜多谈，否则跑了话题，网友们会责我“夹私货”的。前面说的是外洽的重要性。那么，假如一个理论只求“自洽”而不求“外洽”会导致的最恶劣的后果如何呢？换成历史眼光看一看马克思主义所指导出来的各国社会主义社会就明白了，可谓“罪恶昭彰”。说这么多，只想表达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张先生及其同道的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很多（不是全部）学术结论是毫无人文意义的学术诬论。他们不只是不负责任，非道德的，且是不学术的，后一点意义尤为重要。
　　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包括西方），试图从利己主义出发建立一套系统论，不只是经济学理论，还包含政治、文化和伦理等等。笔者看过一点被知识青年们广为传颂的这方面学术大作，多从动物中寻找实例，文字高蹈，极富煽情。人类确实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这些学者们的很多结论不过是在很费力的重复人类几千年来，甚至上万年来，往圣先贤们早已思考过，且给出结论的东西。他们想用一代人的时间所能成就的理论替代人类产生后所有时间成就的思想成就，真是为之着急，且它们（双足兽们）到现代还没完成顿悟呢。有趣的是，他们自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最不关心经济理论本身，他们认为：经济放纵就是最好的经济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当宏观调控出现时，要及时说“不”。所以，当以他们的理论为学术主流的现实社会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不去反躬自省，只是象征性的说几声“不”之后，就把精力放在文化与伦理道德问题上了，似乎想把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自身的被边缘化、非主流化的责任归罪于文化与社会伦理道德。另外，他们自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不自称自由主义伦理学家或自由主义文化学家、自由主义政治学家，内在逻辑应和着他们所最反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背景性假说，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这是事实吗？
　　有位叫gip668网友给我的回贴很有意思，理论含量很大，不妨录来共享：
　　从经济学角度，我赞同张维迎的观点，但还是想替杨先生说几句。
　　西方人是个人主义的，这就难免丛林法则。因此，需要宗教来净化人心，否则，自由竞争也罢、法治规则也好，都难保社会正义！因为市场和法治运行，要靠人；博弈、立法精神、宪法条款和司法执行也是靠人，“人心”永远是社会正义的终极源泉。
　　而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社会，儒家倡导的仁义，一定程度上补了这个缺，也许正因有了儒家学说，中国没有诞生宗教。仁者爱人、忠孝节义，利他主义也罢，集体主义也好，对于不信仰上帝、缺乏敬畏和底线的中国人，也算是一种补救。因此，张的“市场制度最道德”论，是建立在西方的个人主义、宗教信仰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有诚实守住（信）的百年企业。
　　当然，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人也可以出现“修德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同仁堂！但，自马列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降，既无宗教敬畏，又失儒家仁义的国人，市场经济却不断地在孕育诸如三鹿、双汇、达芬奇家具等无良企业！
　　所以，经济学、伦理学、法学各有功效，各有边界。张作为经济学者，对于伦理学和法理学的理解毕竟是不够的，引起杨先生的抗议也正常。正如国洪新提到的张的那些易于引起非议的哗众观点，实是张的伦理学和法理学知识欠缺的体现！在既无宗教敬畏、又失儒家教养、更缺法治精神的当下中国，一味倡导张先生的“市场逻辑”，必然问题从生、引人反感！
　　举个例子，世纪之交时，以张维迎、吴敬琏为代表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倡导国企改革，政府采纳了，但结果是“国退民进”的私有化改制却导致了“权贵分脏、职工遭殃”的结局，而不是张先生们描绘的美好“市场经济最道德”的前景，民众感觉上当受骗。于是政府“回应民意”，停止国企改革，转而推行“国进民退”。如果说，90年代还是意识形态左经济政策右的话，那么03年以来却是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一并向左转，乃至出现了文革式“唱红”的倒退！应该说，张先生们的“半调子”市场自由主义思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他自己说的，政府良好的愿望不一定会带来预期的结果（他批判的是计划经济模式），但他自己的观点又何尝不是如此？04年，郎咸平因一句“谁在民进国退的盛宴中狂欢？”而声名雀起，一个主张实行严刑峻法，（这样会）退回到“秦政”的人，反倒成了维护民众权利的代表而大受拥护，呵呵。
　　因此，经济学只是经济学，市场的逻辑，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扩展的自发秩序”，也只是西方既有制度文化下的静态演化，于中国而言，还要有待于伦理学、法学、社会学、史学及其官方信奉者，经过不懈努力建构起一个自由、宪政、正义的社会生态！脱离社会文化生态的所谓“市场逻辑”，是不存在的！当下体制下的市场逻辑，同样是强盗逻辑！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在当下体制下，市场逻辑还是要比国进民退好！目前中国的市场逻辑尽管很肮脏，但还是可以在边际上渐进改进的。所以，张维迎做了一个经济学家该做的事，但搞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的人，要么不思进取、没有担当，要么环境险恶、成效不彰，导致中国在经济上单兵突进、体制上严重滞后，社会问题丛生。张太焦急了，于是越俎代庖了！
　　那么，请问：当下中国的问题，更多是张他们的问题？还是杨他们的责任？
　　这篇声明替笔者说几句话的回贴，在最后，很公允的把球踢到了我和我的同道身上，我是不会再踢给张先生及其同道的。官场上的踢皮球和扯蛋玩，不适合理论探讨中使用。其实，这个问题与张先生所说的“未来中国的转轨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周小川。”在问题前置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上层建筑重要，还是经济基础重要？如我前文所述，张先生必然得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决定政治，“柳传志”重要于“周小川”。不知张先生年龄太大，有遗忘症；还是年纪太轻，没经历过绝对权力下的计划经济。其实，依顺张先生的自由市场论，理应得出：没有“周小川”的重要性，远过于无数个“柳传志”。只此一点，也足见张先生的学养。另外，仿词造句：当今的中国大变革时期，以民主启蒙为己任，主张包容的自由主义者杨恒均或关注实事的秦晖比奇谈怪论的自由经济学张维迎们更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说到底，我是把网友gip668传来的球传到政府那里去了，叫板的是政治改革。
　　忍不住还是要夹点私货。我认为当年上下左右达成走出“文革”的共识，那么现在大变革时期也应达成走入“共和”的共识。咱们国家的名字不就叫“共和国”嘛。以一种负责的心态论，通过“微创手术“完成“民主宪政”的结果才是最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要义在于“法自民出、官自民出，而后民从之”。那只要基层人大代表普选就可以了，根本不用搞得天翻地覆。现代意义上的宪政的要义在于“限政”，限制“官”的公权力，保障“民”的私权利，在当今中国的关键性问题在于公权力入“宪”。当今的政治特点是公权力的核心权力即组织人事任命权在《宪法》之外的各级书记手中，而不是《宪法》所能限制到的政府手中。那只要党政合一就好了嘛，政改就应从这里下手。你看，社会无需大震荡，《宪法》都不用修改，下发个《解释案》就可以了。也不违反上面叫喊的“绝不”、“绝不”；也不悖逆左派的任何政治主张，只是落实了共和国的既有政治体制，为左派达人上台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了一个政治平台嘛；当然，也不违背右派所提出的任何政治制度上的理想，也有益于张先生及其同道们所主张的经济理论的合理实现。这种看似“微创”的社会变革应称为“光荣革命”才对，意义是极深远的，远不是那些自称为革命的“革命”所能比拟的，中庸大道往往就隐于细微精致的缝隙中，只有耐心而有责任感的人才能看到。现在很有些人，如“李大眼“们，也正在尝试于此。肉食者鄙，学界最大的意义就是为官民指出社会的合理方向，而不是无聊的内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