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欣：金融改革不能再拖

　　中国的金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问题的焦点。中国的金融问题当然不仅仅是简单的政策性问题。中国金融问题本质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问题。中国金融管理逐渐出现失控的状况，中国的金融业务出现持续恶化的状况，已经开始导致政府的管治危机。令人忧虑的是，管理层和一般国民，仍然局限于技术性的细枝末节，对问题的本质和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以百亿、千亿甚至万亿规模，不断地对有限的国民财富进行残酷地掠夺；以百亿、千亿、甚至万亿规模，不断地形成国有资产大规模的流失。
　　中国的金融业，更像是一个放荡无羁的流氓，更像是一个超级败家子。他们劣迹斑斑，却竟然可以如此的潇洒、冷漠和傲慢。中国的金融业已经快要成魔了。
　　要麽我们继续以血肉进行无尽的祭祀；否则我们就需要进行彻底地改革。
　　这是铁律：任何个人或机构获得失去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堕落。中国金融业在缺乏道德约束、缺乏行政约束、缺乏制度约束、缺乏有效监督的纵容过程中，长成了一头庞然怪兽。
　　中国金融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不应该赋予金融机构财政职能。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存在资本严重短缺的情况。金融机构担负了太多的财政职能。它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提款机”。
　　金融机构为了实现财政职能，使用了三个不恰当手段：实质负利率（通货膨胀）；定向信贷（关系人贷款）；非理性融资（资本投机）。
　　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提款机”流出的款项主要用于弥补财政投入缺口，支持经济体系的市场化转型；然而，到了后期（近十年），这个“提款机”开始失控，变相成为机构和个人的“提款机”。开始成为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
　　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及时建立起配套的制度约束和监管体系，金融机构权力和能力不断恶性膨胀。中国金融体系终于发展成为，国家财政体系之外，一套完整的、无约束的再分配体系。这一体系分配资源的规模已经达到并超过正规财政体系的规模。成为影响国民经济的强大力量。简单一点说，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拥有变相征税，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能力。
　　更为惊心动魄的是，国内金融体系迅速实现了与国际金融寡头的融合，实现了金融资本的国际性流动，实现了对国家和国民财富的国际性转移支付。
　　遗憾的是，由于管理层对于金融理论和金融实践缺乏深刻的认识，中央政府在金融管理方面出现了混乱和失控的局面。金融机构变相履行财政职能，逐渐转化为逆向财政转移支付的能力。金融机构不断抽取国家和国民财富，实现向国内外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输送。近年来，这种情况迅速恶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金融机构在外部（外汇储备管理）和内部（关系人信贷）的金融操作中，均形成了巨额财产损失；同时，关系人信贷模式，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如股市和楼市发展失控），导致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事实上，金融机构的财政职能制造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制造了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也埋下了经济危机的祸根。
　　第二、不应该形成金融机构超级垄断。
　　金融机构从来就是一头怪兽。如果不能将其置于笼中，至少不能赋予它过度的权力。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国给予了金融行业超乎寻常的政治地位。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这在古今中外都是极其罕见的。金融业作为商业机构而拥有政府权力，必然蚕食政府经济管理主权。这已经突破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底线。这就为金融寡头超级垄断创造了政治条件。这就为金融业恶性发展埋下了祸根。政府和民众可能仍然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的的严重后果。
　　不应赋予金融机构自身制定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权力。
　　不应使金融管理部门成为与财政部同级的政府部门，不应使金融机构上升为副部级机构，并完全失去国家财政对金融业务的控制和约束。
　　不应赋予金融系统单独议息的权力。
　　不应形成金融业务的内部人垄断（对民营和境外机构的过度限制）。
　　之所以不将之定义为国家垄断，是因为笔者认为，现有金融机构滥用了国家信用，并在实现受托人的非法的私有化过程。现有金融机构并不完全体现国家意志，并且基本不以国家和国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它实现的是受托人及其关联者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受托人利益最大化，当然也不是国家和国民利益最大化。
　　超级垄断形成中国稀缺的金融资本不合理配置，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导致中国资产市场（股市和楼市）剧烈的价格波动。
　　金融权力的急剧扩张，必然形成对行政权力的反噬，形成金融势力对行政权力的反控制。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最高管理层要对国内外金融势力发展保持高度警觉。要关注国内外无形而强大的金融寡头势力，他们已经顺利地控制了学术、传媒和相当程度的政府经济管理权力。我们需要严肃地审问，到底是谁在指导和管理中国经济？
　　第三、不应该放松对金融机构的问责。
　　金融问题的本质，是政府变相丧失金融管理权。政府只有惩罚部分贪污的金融官员；政府没有严厉问责失职的金融官员。尤其缺乏对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道德追问。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在金融业上表达出来的商业伦理，正在颠覆并扭曲中国的政治伦理。中国所有的政治问题均有千丝万缕的金融背景。对此，最高管理层一定要有清醒认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金融寡头统治。
　　事实上，中国的金融问题，早已超过了问题的本身。中国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管理水平问题，逐渐在形成实际的政府管治危机。中国的金融管理是检验中国改革开放成败的试金石。中国金融业已然具备了官僚买办的特征。如果中国的改革不能跨越官僚买办这道门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将会出现严重异化，中国将很难逾越二流国家的宿命。
　　彻底改革中国金融业，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取消金融业的财政职能。取消财政职能的根本方法，就是将金融业从行政体系剥离出来，使之成为单纯的商业机构，不要担负行政职责，不要成为行政体系干预微观经济的工具。金融业不应享有如此之高的政治地位。要恢复强财政弱金融的局面。人民银行应降级为副部级单位，并接受财政部的政策协调。同时，所有金融机构都应相应降低级别。绝对不能使金融机构和个人成为直接参与政治的强势力量。绝对不能让金融机构和个人主导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强金融弱财政的局面必须马上终结。
　　其次，打破金融业的内部人垄断。金融机构作为纯粹的执行机构，应严格限制其参与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权力，应坚决避免内部人自我监管的状态。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制定权要回归财政部。要首先加强对银监会和证监会的严格监管。要严格约束金融管理的政府机会主义。尽快破除对于民营和外资金融机构的过度限制。应该明确这样的原则：严格管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充分保障金融机构的自由竞争；破除行政权力和机构对金融业务的垄断，为国民提供最好的金融服务。中国不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金融寡头，以及金融寡头垄断。
　　最后，对金融业实施最严厉地问责。中国是时候结束委托人缺位的问题了。早就应该将委托人从国务院转移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同时，必须完善相关法制，坚决而有效地保护国民利益。要明确一个基本的认识，国民个人财富的普遍损失，绝非仅仅国民个人财产损失，国民损失就是国家损失，是国民经济管理的失败。至少，政府不能允许，金融机构继续通过行政手段变相进行金融掠夺和金融欺诈。对于任何形式的金融掠夺和金融欺诈行为，都应该严厉禁止，并予以严厉的惩处。这才是经济意义上的以民为本。
　　中国的金融信用是国家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成为现实的政治问题了。严重的政府机会主义倾向，导致了金融管理主权的部分丧失，同时带来宏观经济管理的失序。中国还有多少国家信用可以继续滥用！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涉及国家命脉，最高决策层必须亲力亲为，不可以轻率地将金融管理权交给金融机构本身，尤其不能放纵金融领域的政府机会主义。
　　笔者必须再一次重申，金融就本质言，是财政的延伸。中国金融问题的本质，仍然是国民财富再分配的问题。笔者惊讶地发现，中国通过金融手段实现的转移支付规模，已经超过了正规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这种非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形成了金融关系人不道德和非法的巨额财富积累。中国当前的腐败行为无不与金融业务密切相关。尤为严重的是，通过大规模金融转移支付，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这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恶性肿瘤，也必然成为中国政治的恶性肿瘤。
　　笔者的结论很简单：中国急切需要将金融管理降级、分权和并强化监管。一句话，中国需要彻底的金融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就是要降低金融体系的政治地位，就是要打破现行金融集权体制，就是要真正落实严厉的监管，就是要彻底破除金融管理的政府机会主义。政府应通过正规财政手段解决分配和再分配问题，绝对不允许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分配和再分配。政府不能继续通过金融方式解决微观经济问题。再也不能继续在金融领域过度放权，再也不能继续放松监督管理。没有彻底的金融改革，就谈不到真正意义的宏观调控。而且，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最后时刻。不要抱持任何侥幸心理，中国如果发生金融危机，毫无疑问是政府管治危机。
　　读过《资治通鉴》的人们，应该不会忘记这个词汇：弱干强枝。弱干强枝是治国之大忌。国家经济管理的主干是财政，金融只能是枝叶。当国内金融势力与国际金融势力形成某种联系，形成强大的主导性力量，必将对国家管理主权构成严峻的挑战。一国金融的能力和实力，超越了国家财政的能力和实力，绝非国民之福。
　　笔者无意于否定金融行业为改革开放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笔者甚至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是可以理解和可以原谅的。但是，必须明白，特定的历史阶段结束了。
　　一句话：金融改革，不能再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