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危城别慎之

　　4月17日黄昏接北京电话：慎之先生已进入弥留状态。次日一早即飞北京，出机场，阴风惨淡，路人多带口罩，不说话，只是走，已现危城景象。登车直奔协和，进入病区，却被拦在门外，看着门内老人浑身插满各种管子，躺在病床上忍受病痛的折磨，却不能上前，助他一丝一毫之力。慎公无语，但他那颗倔强的心脏还在跳动，一定还在想，至少还想说！然而他罩着呼吸机，我戴着口罩，眼睁睁一门内外，天人渐隔，纵然能想能说，再不能象以往那样，一见面就大声不止，滔滔不绝了。
　　1994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去杭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主办方安排西湖游览，我和他都迟到，却因此而相识相知。只见码头上有一老者，望之俨然，穿墨绿色风衣，临风站立，目送众人远去。回头见还有一个迟到者，问过姓名，突然说：“哎呀，我正想找你，却在这里相遇！”从此定交，十年风雨而不悔。
　　我们在湖边找一个椅子坐定，直谈到暮色四合，任寒风细雨打湿一老一少衣背。我那时其实也不年青，四十出头，但相比慎公年龄，恰好隔一辈。他跟我谈起经历：40年代初叶从重庆随周恩来去延安，参与创办新华社国际部；50年代初毛泽东需要英文秘书，即从自己的部属中选派最得力者林克进入中南海；55年参加万隆会议，在昆明被周恩来临时留在了后一架飞机，因此而避过前面“克什米尔公主号”那一劫；56年苏东事件发生，中南海里每晚开会，急需大量国际电讯，他那时组织编译每天送政治局会议桌上的外电参考资料达30万字，一日三“参”，一人审定，通宵达旦，竟无倦意。1957年鸣放，他目睹此体制之怪现状：单位之内因调级、分房可随时闹情绪，或怠工，所谓小民主不断，而单位外公共大事却没有半点民意，噤若寒蝉，于是提议开放大民主，压缩小民主，不料毛泽东闻讯怒斥：我们有两个司局级干部要搞大民主，不搞小民主，什么是大民主？就是上街，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段文字至今还留在毛选第五卷中。由此而成为“钦定右派”，迫害二十二年。79年邓小平访美，他作为特别助理随行，去时还是右派，回来在飞机的舷梯上，来人迎接，开口就是：“慎之同志，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了。”
　　但也只是平坦了十年。胡乔木曾请他出任文革后恢复的中联部部长，正部级，被他一个电话拒绝。筹建中国社科院，请他参与筹划国际片各学科所，他认为“学官”尚可为，方同意出任。此后一句“我绝不能在刺刀下做官”，又将副部级之官衔挂冠而去。而他在位时，从来不以社科院副院长这一学界高位为自己谋一个起码的职称，以致一旦弃位，连一个研究员都不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既无官位，又无学者之华衮，剔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而已”。我问他从右派到复出、从学官到弃位的思想历程，他哈哈大笑：第一年痛不欲生，拼命寻找自己的错误，欲与罪名合拍；第二年豁然开朗，终于“想通”，“想通”不是痛哭流涕，乞求饶恕，而是大彻大悟，跳出三界：89年之后，开笔直抒胸臆，打破体制束缚，一步到位，从此踏上不归路。读顾准前，他自我评价是：“天下右派五十万，我是右派第一人！”直至发现顾准，有一人一灯如豆，掘进在隧道前面，他又补充第二句：“天下右派五十万，我是右派第二人！”有这样的精神气概，才会发生后来广为传播的那则真实“逸闻”：有境外学者在一学术会议上提问：“文革十年浩劫里，请问中国思想界还有什么人在坚持思考？”举坐哑然，唯有他从容起座，慨然应对：“有，有一个，那就是顾准，他刷新了我们思想界的耻辱！”
　　此后与他见面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但也仅限于我进京，他来沪，还有一次是在波士顿相遇（见题头照片），总计不过十次。1997年春在北京见他时，他在为一本书作序，下决心说破顾准生前的思想探索，聚焦到一点，就是自由主义的突破。凡读过顾准者，都知道这一要穴所在，迫于形格势禁，却是众人心中皆有，笔下却无。我见慎公欲捅破，当时还有顾虑，问他是否言之过早？他大声说：“下点毛毛雨，没关系。我先说破，你们才能接着说。”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五十年来第一声。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此后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毕竟打破。我体会他当日苦心，实在看不过知识界万马齐喑，坐而谈心性，不如起而行，剑及履及；他也知道还有一点党内资历，所谓“老资格”，但那“老资格”不是用来作筹码，向特权阶层讨价寻租，而是拿来作人梯，为冲破思想禁区，为后来者排难除险，甘为前驱。
　　1999年深秋的一个早上，我打开电脑，突然看到慎公那篇震撼海内外的长文，如受电击。事先没有听说他要写作此文，也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文字，如霹雳划破夜空。我内心煎迫，与妻子说：“从今天起恐怕会有事，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然后给北京的徐友渔打电话：“这么大的风险，不能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独自承担，要说我们一起说，大家来分担，不要使慎公远远地一个人冒在前面。”友渔毫不犹豫答应，应该有个配合与支持。再给慎公打电话，他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有你们的事！”言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此后事海内尽知，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见面时却从不言语一句。知识界以资历以名望进政协进作协，如过江之鲫，披学者之华衮，享各界之谀词，却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如此决绝，视虚衔如粪土，什么部级、副部级，乾坤一掷，我只要这一点说真话的权利！
　　有形之压力，以慎公大无畏气慨，足以抵抗而有余。无形之风雨，误解、猜忌、疏离、流言，则远比前者伤人。2001年春我再一次见他时，身躯还是那样坚挺，声音还是那样洪亮，步履却已艰难，中风稍愈。他担忧我在上海是否能立足，而他自己承受的种种暗伤则还是闭口不言。两人对坐，又一次暮色四合。夜气逼近，渐至黑透，谁也不想去开灯，直至看不清对方的脸色。黑暗里，突然听见老人在垂泪，先是沉默，终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象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与慎公交往十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垂泪，当时手足无措，竟说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话，只是呆坐在那里，眼睁睁听着他动容、挥泪，乃至大恸。
　　如今泰山已颓，大树飘零。遥望北陲，危城中当有无尽的白口罩，不说话，只是在那里默默行走？他没有给这个瘟疫中的城市留一句话，遽然而去。而他该说的话，其实已经在四年前说尽：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了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
　　不要害怕会失掉什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革下去，你才能保全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
　　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剔肉还母，剔骨还父。慎公远行复远行，形单影只，唯余一背影。
　　为宪政而争，谁非后死者？
　　为自由而鸣，公真第一人！